访日学者致力采访日本老兵：有人因感恩参加解放军

　　长春籍访日学者李素桢博士是“常回家看看”的海外学者。如今，她在日本的大学一边执教一边从事日中口述历史的访谈与研究工作，任日中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十几年来，李素桢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文化交流，她的发力点就是做日本老兵的口述历史。一般说来，口述历史都把政治家、艺术名人作为对象，而李素桢却把视角转向了日本的一群特殊民众——日本籍老八路和解放军。她以独特的访谈资料和研究领域，被邀请出席世界口述历史大会，被誉为“东洋民众口述历史研究第一人”。

　　李素桢最初做日本老兵的口述历史也出于偶然，当时正在日本读研究生的她有一个课题是《日本人在中国东北进行汉语能力考试的试验研究》。因为手中缺少资料，导师就让李素桢去找一些曾在中国东北生活过的日本老人进行访谈，而这些日本老人又以日本老兵数量最多。李素桢就这样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日本老兵的世界。

　　日本老兵忆当解放军的岁月

　　日前，记者按照约定采访了回国暂住的李素桢。在她长春的家里，记者看到了三台笔记本电脑，旁边还有数十个贴着标签的移动硬盘，便问：“李老师，您现在采访过多少位日本老兵了？”她回答说：“没认真统计过。我现在是把抢救历史放在第一位。至于整理的事情，我想将来有时间再做，我甚至可以无偿地捐出来，留给后人。”

　　李素桢采访的这些日本老兵多数是85岁左右的老人，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中国的回忆，无论是男是女，每个人的经历都那么特殊，而最为特殊的一群人无疑是在长春等地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日本老兵。

　　日本战败，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长春等地，人数约在3万人以上，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李素桢采访了很多日本籍中国解放军，做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记录了很多难忘的历史细节，使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得以重露峥嵘。

　　今年85岁的日本老兵桥口杰，是李素桢采访的众多日本老兵中的一位。李素桢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1948年，桥口杰所在的解放军第五后方医院为了支援东北解放，开设了临时医院，收容治疗战斗中的伤员。有一天，指导员把桥口杰叫到政委办公室。原来，指导员要给日本人开会，要求桥口杰给他当翻译。

　　桥口杰回忆，当天，解放军处理事情的方法使我不得不佩服。首先，会场上日本人的座位摆放就让人暗挑大拇指。在会场最前面正中央是春日大尉的座位，他两侧围坐着日本籍男女，大家依然穿着崭新的日本军装。院长和政委都坐在过道上摆的椅子上，指导员和桥口杰站在一旁。

　　当翻译“为人民服务”“我们民主联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那是毛主席的教导”这些话时，桥口杰实在理解不了，问了好几次是什么意思，最后干脆翻译成“为穷苦的人们工作的军队”。政委后来又强调：“这支队伍里没有民族差异，也没有男女之别，我们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今后我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要团结一致，为中国的革命作出贡献！”

　　日籍老兵在中国当飞行教官

　　采访日本老兵过程中，李素桢发现了很多被深埋于时光里的事情，有些事情乍听起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可是，通过日本老兵生动、详实的描述，李素桢再次被那些老人的传奇经历吸引了，历史也因这些枝枝蔓蔓而愈发丰富多彩。

　　因为在长春生活多年，李素桢对在长春成立新中国较早的航天飞行培养学校一事格外关注。2012年3月，李素桢和她的团队一起踏上了采访日籍解放军飞行教官筒井重雄的行程。当时筒井重雄已经91岁了。当李素桢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老人用地道的中国话说：“欢迎！欢迎！快进来，快进来。”然后，老人双膝跪地，头朝李素桢等人，以日本人的正式礼节表示欢迎。

　　筒井重雄少年时代接受过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参加过侵华日军的电报班、日本战机飞行大队。日本战败后，深知战争罪恶的筒井重雄主动要求担任中国东北航校教官。

　　当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建一所航空学校，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教员。恰在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接到报告，在东北某地发现一支日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有很多资深飞行员和教官。彭真亲自找这支日军飞行部队的队长谈话，要求他们协助建立一支空军。当时，那个飞行队长很受感动，也很有顾虑，提出了“作为飞行教官和俘虏要有下达命令的权力”，同时还要求获得一支首长的手枪。彭真和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分别满足了他所提出的条件。听说这件事情后，筒井重雄主动投奔该飞行大队。1946年9月，他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员，当上了一名教官。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检阅空军时，飞过天安门的我军第一代空军飞行员队伍中，就有筒井重雄的两个学生：韩明阳和林虎。后来，首次穿越青藏高原的“空中禁区”、开辟新航线的英雄王洪智，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刘玉堤等，都是筒井重雄的学生。

　　到新中国成立时，筒井重雄和他的日本战友们共为中国培训了120名飞行员，后来又培训了14名女飞行员。这批飞行员成了创建中国空军部队的骨干。

　　1958年，筒井重雄与妻子和两个子女回到日本。回国后，筒井重雄在航空部队服役的大哥便找到他，说：“你有技术，不如加入航空自卫队。否则，你很可能受到警察审查，连生计都是问题。”筒井重雄说：“刚放下武器，我怎么能再拿起武器战斗呢？”

　　李素桢说：“应该说筒井重雄最初在日本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但是他仍然做了很多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1986年，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时，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特意邀请筒井重雄访问中国。”

　　一些日本兵因感恩参加解放军

　　李素桢说：“尽管存在异域文化的差别和访谈能力、财力的不足，但我还是背着录音机、照相机，换下大学讲台上的着装，尽量使自己接近草根民众，这样才能缩短我和日本老兵之间的距离，才能和他们促膝谈心。谈到高兴处，我与他们一起孩童般地欢呼雀跃；谈到悲伤时又与他们一起流泪不止。要珍惜他们追忆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甚至一声叹息、一个脸色，力图原汁原味、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向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披露他们的悲苦、他们的幸存、他们的人生之旅，以及他们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谊所贡献的可歌可泣的业绩。这对沟通两国民众的心理，融洽两国民众的感情；进而共同梳理历史，创建互相理解的民众史观，从而更好地铺设中日友好的和平大道，一定会有益处的。”

　　在李素桢采访的日本老人中，有一些人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有贺元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开发新“满洲”的殖民主义教育宣传下， 14岁就报名参加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军齐藤中队，被派往当时中国东北的兴安省。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保护他们的关东军早已逃走了。

　　李素桢从有贺元彦那里知道这批日本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异域他乡、亲友皆无、音信不通情况下的状态。有贺元彦告诉李素桢，当时，他以为“别无他路，只有等死了”，“躺在那里等死，连想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把三个馒头递给了他。他和另外三个等待死亡的义勇军少年分吃了这三个馒头。粮食的力量使他坐了起来(其中一人第二天死亡了)。“啊，我还活着吗？”他下意识地问自己。第二天，那个中国少年又来了，把有贺元彦带到他的家里。中国少年的妈妈为有贺熬制了大米粥，而他们一家三口人吃的却是玉米粥。在当时的情况下，吃大米粥如同吃御宴一样啊！有贺元彦流着泪饱餐了一顿。中国少年的妈妈又为有贺元彦的朋友们贴了一锅玉米面饼子，让他带了回去。

　　有贺元彦活命了，他的义勇军朋友也得救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贺元彦边流泪边说：“那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我们日本民众带来痛苦。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给的！”

　　有贺元彦还回忆道，在那零下30摄氏度的严冬，为了让战败投降后的日本人活下来，“中国人民以特有的温情来救助我们，我们40多人分别被分配到中国人的各个家庭。先后照顾过我的有张丙旭、包医生、巴图先生、巴图先生的亲戚沙贺先生等等很多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照顾，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那以后的1946年，有贺元彦自愿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中国的解放战争贡献了他的青年时代。1958年归国后，他时时不忘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故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立刻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命恩人，多次访问第二故乡。当年送给他三个馒头的张丙旭已经不在了，但他在1999年终于找到了张丙旭的女儿。如同见到救命恩人一样，有贺元彦泪流不止地讲述了当年的悲苦与幸存。

　　为了报恩，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为了让第二故乡快速发展起来，有贺元彦和他的日本友人在当年获救的土地上(内蒙古科左右旗)捐款建立了光田希望小学、日本语培训学校。有贺元彦说：“只要对日中友谊有好处的事，我就努力去做。”有贺元彦如今已经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荣誉市民。

　　李素桢现在对口述历史的热爱，已经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这位20年前就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现在居然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投入到了口述历史事业上。她还把这些日本老兵带到长春等地进行演讲，现身说法，对战争进行悔过。

　　历史是已经逝去、永不复返的客观发展过程。就历史事件和人物而言，在历史上只能产生一次，随后便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之中。它不可能像化学反应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多次重复地进行。由此看来，做好口述历史的意义尤为重大。

　　记者感言

　　在北京举办的“口述历史”讲座中，几乎每一位讲课老师都说过“口述历史是一项很烧钱的活动”。记者向李素桢请教她在日本做口述历史的成本。她说：“从组团队到出成果，也就是说完成对一个采访对象的完整采访，大概要花费三四万元人民币。”十几年来，李素桢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她说：“我现在身上没有一丝一毫金银饰品，钱都花到做口述历史上了。”同时，她还表示：“我现在不急于出成果，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抢救老人的口述历史，甚至将来我都可以把我做的口述历史第一手资料捐出来。”

　　尽管做口述历史出成果很慢，但是李素桢仍然看好口述历史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她说：“做好口述历史可以解开历史上很多存有疑问的谜团，可以揭开波澜壮阔的历史一角，还原历史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

　　纵观世界，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科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美国每届总统卸任之后，都会把自己任期内的历史口述出来。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计划是唯一由联邦政府持续倡导和资助的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外有很多大财团、公司都在请专业人士帮着做口述历史，使自己公司的创业史、发展史得以留存。

　　口述历史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眼下中国的口述历史事业也在快速发展，非常值得有识之士期待并为之努力。

　　本报记者 张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