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土豪”爱“斗富” 康乾曾明文禁奢靡之风

　　始建于1875年，占地608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0多平方米，有“华北第一宅”之称的石家大院，为清代津门八大家之一石万程第四子石元士的旧宅

　　注重物质享受，盛行攀比斗富之风，历史上时有发生，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时。

　　康乾盛世之时，权贵和“土豪”们不仅挥金如土，而且，邻里与邻里之间、亲家与亲家之间，还经常相互较劲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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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里“土豪”攀比斗富，看谁“笑在了最后”

　　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康熙初年，苏州有个富商叫朱鸣虞，“富甲三吴”。他的邻居姓赵，是吴三桂的心腹侍卫，有钱又有势。相邻而居的两个“土豪”，就像两只公鸡，一有机会就PK。凡是朱家请过的戏班子，赵侍卫“必罗致之”，朱家给戏班多少银子，赵家一定超过。

　　某年元宵节，朱家为了显示实力，在自家门前挂了几十盏豪华精美的珠灯，把门口照得富丽堂皇，令隔壁赵侍卫家的灯显得暗淡无华。气得赵侍卫叫家人把朱家的豪华灯饰统统打碎。当时的吴三桂权势煊赫，连苏州府衙门都不敢得罪平西王爷的人，所以，朱家一时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朱家飙了劲地同赵家斗，动脑筋找关系，花重金结识了也住在苏州城的吴三桂的女婿，借力打力，这才赶走了赵侍卫。两个土豪相斗多年，朱家受气不少，当然花钱是更不用说了，却是“笑在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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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首富”联姻，两亲家不动声色地炫富

　　而金安清在《水窗春呓》的记载中，乾隆中期，嘉兴首富陶家与苏州洞庭首富席家是姻亲，两家在来往中也暗地里较强斗富。

　　某日，陶老板到席家走亲戚，水路到洞庭山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因为“泊舟处至席屋约二里许”，于是，席家在这两里多路上都架起了灯棚，远望像条灯火长龙，让老亲家走夜路都不需要打灯笼，堪称照顾备至。当然，此中既有热情，更有炫富。精明过人的陶老板心里明白得很。

　　此后，席家招待陶亲家，“张乐欢宴累日”。茶余饭后，席老板矜持地问陶老板，亲家啊，您看我家的居住环境还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吗？陶老板笑了笑应道，那我就不见外说真话了，其他都很好，只有两点需要完善，一是大厅的地砖纵横数尺，像皇帝行宫用的地砖，不太妥当；二是书房窗外的池塘里缺少些荷花点缀，呵呵。席老板听了，一声不吭。陶老板看在眼里得意在心里。

　　两小时后，席老板又派人来邀请陶老板谈事，故意带他从书房前的水榭走过，池塘里已经“荷蕖盈目”，到了厅堂，原本数尺见方的地砖已经全部换成一尺来方的了。陶老板“大惊服”。不服不行啊，两个小时内栽种满池荷花、更换整座大厅的地砖和布置！

　　但陶老板也在苏州干了件露脸的事儿。他喜欢听戏，到城里的绝秀班转悠时，唱戏的见他一个穿着不显眼的干瘦小老头儿，这张张那望望的，就嘲讽他：“你这么喜欢看我们的戏，不如干脆把班子请到你家里演去，但是哦，每天除了戏价外还得供应我们风鱼、火腿做菜肴，否则的话，我们是不去的，呵呵，老头，你能请得起吗？”

　　次日，有个嘉兴人来绝秀班定了一百本曲目，一下子来了单大生意，班主很开心。戏班子进了嘉兴雇主家后，管家安排他们在一个门窗都关闭得严严实实的大房子里自行演出，没有一个观众，而且，每天中午和晚上的菜肴都是风鱼、火腿，没有其他的菜。

　　戏班子的人没见过这等阵势，不知这是卖的哪门子药，只好闷头唱戏，一连唱了十天后，班主坚决要见雇主。雇主一现身，戏班子所有的人都羞得满面通红，原来，雇主就是他们嘲讽的那个小老头，于是，都赶忙磕头赔礼不迭。陶老板这才消了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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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乾隆严禁奢靡之风，下旨禁广东造象牙席

　　这样斗富炫富的例子，在清朝不是个案，而是常常有之，尤其是以江南较多，譬如浙江嘉兴的查氏、方氏也颇为突出。

　　再说晚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国库缺钱时，还常常要向他挪借，堪称“大土豪”。他早期创业时并不奢侈，但当他富可敌国时，却肆意挥霍，生活奢靡，与人斗富，这为他后来的身败破产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良贾善藏若虚”这句古训，历史上，富起来的商人很少真能做到。

　　历史上虽有人认为，社会风气奢靡、土豪斗富等等，也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但更多有识之士指出，这样的繁荣是畸形的，于个体而言，殷实的家道难以维持长久；对于社会来说，彼此效仿，养成奢靡浪费、攀比斗富等不良社会心理和风气，弊端多多。

　　所以，历史上处于上升时期、积极有为的统治者，几乎都反对奢靡之风。励精图治、吏治颇为清明的清朝前期就是很好的例子。

　　《清史稿》卷九记载，康熙在位时，躬行节俭，宫廷的地毯“用至三四十年”，若非溢美之词，足以让“土豪”们为之赧然。

　　雍正皇帝常拿前朝的节俭故事来教育皇室后代和大臣，严禁奢靡之风。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雍正下旨严禁广东制造奢侈品象牙席，并且明文禁止民间“土豪”购买使用。这是写进了正史的，可见，当时奢靡攀比之风已经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清史稿》还记载，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因为当时国情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乾隆下旨要求各省的地方官员不仅要带头节约，而且还要对百姓“劝谕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

　　可见，一个有正确价值观、良好道德自律的社会，是唾弃奢靡浪费和炫富斗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