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思想方法”是易中天史识短板的遮羞布

　　深圳商报 王建明/图

　　近日，针对学者质疑，“易中天的知识背景没办法和范文澜那一代比。”易中天承认在知识背景方面不能跟范文澜那一代学者相比，但他强调，“我有我的优势啊，在思想方法上超过他们。我有德国古典哲学系统训练的根基，我是受康德、黑格尔哲学训练出来的。这些是他们那一代史学家所没有的。”(文见12月6日成都商报《易中天：我在思想方法上超过范文澜那一代人》) 老实说，对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易中天这种类似痴人说梦的自我膨胀说哑然失笑，且不以为然。

　　逝者已矣，但生者却主观武断地认为自己拥有比逝者在“思想方法”上的“优势”，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其实，中国史学历来重视“通识”和“通史”的撰著。范文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加以发展 ，提出写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所谓“直通”，就是把握好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精确地具体地划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所谓“旁通”，则是分析一定社会阶段内，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约，考察一切矛盾的趋向和总和，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而两者的综合，就是“会通”。虽然，在文字资料上，笔者尚未找到范文澜先生与康德、黑格尔们的联系，但范氏从事中国通史写作所依凭的以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为理论来源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比易中天的思想方法要逊色或过时吧？

　　一部以煌煌中华史命名的大书，在外界看来，它首先应当具备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和知识品质。但翻阅浏览一下此书，作者的文字表达显得那样随意和散漫，读着那些文字，读者的感觉也许是好奇的、轻松的，全然没有读历史书籍、学术著作那么严肃、费劲。这种文字风格，据说是易中天苦苦追求的完美改变。事实上，易中天选择玄幻风格开头，很可能因为远古时期的历史考据着实有限，甚至是他历史知识、历史资料的库存准备有限，所以干脆来个“打坎井处理”，玩起了“讲古战术”，像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以讲古形式《品三国》一样，管你学术界反应如何，只要把受众玩得团团转就OK了。

　　易中天之所以如此胆大率意，分析起来，就在于他背后有一个读者群和接受基础。置身读图时代的人们，已经不耐烦于钻故纸堆，连《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都死活读不下去，还有谁耐那个烦去考证《易中天中华史》到底是学术还是故事，其中的文字是否符合史识规范，只要它好读好看好玩就OK了，所谓“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精神文化，这一点易中天看得透透，把握得牢牢。他懂得看观众和读者的脸色，也懂得看市场和名利的脸色。这一点至关重要，其他其实都不重要。学术界毕竟是一小撮，一小撮怎敌得一大片？傻子都知道，市场毕竟是在“一大片”那里。

　　只要浏览一下目前面世的《易中天中华史》前两卷就会发现，它们的市场气息浓厚，它们的学术味道却很清淡，它们的历史知识未必扎实，它们的结构和语言太像一部大型纪录片的脚本。有媒体报道说，如果我们把《易中天中华史》看作一部《我们的故事：中国》，那么整部作品的定位和相关人员的功能就更加清晰：它是一部体现主流史观的通俗“纪录片”，易中天就相当于一位总撰稿。

　　有论者认为，因有一部《中国通史》在前，大家对《易中天中华史》并无太多兴趣。理由很简单，以常识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写作一部中国通史。直到首发式上听到介绍其运作方式以及后来看到前两卷成书后，满腹狐疑的学者们才就此释疑：它原本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严肃通史，而是以“命运和选择”为筛选标准、以点带面的通俗历史读物。用易中天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史诗。这是我没写过的，别人也没有写过。”直率的易中天在首发式上的这段广告语自然又引发了各种“羡慕嫉妒恨”。因此，说《易中天中华史》是一次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冒险”毫不为过，也催人生发诸多联想。

　　其实，《易中天中华史》的写作思路从一开始就未必成熟，而是脚踩西瓜皮，有些观点还是相当模糊的，他往往边写边想，边想边改，如此这般，彰显了作者的知识储备和写作势能的匮乏。作为一门十分考究的科学，历史著作的写作是有自身规律的，严肃和严谨是两个绕不开的基本要求，凡有学术良知和读者意识的历史学者，是绝无易这种胆量的。在已出版的《易中天中华史：国家》里，几乎有半数以上章节是在写其他国家，古希腊、古埃及以及美国人如何等等。全球视野、中外比较地写史，当然可以，但易中天对异域国家的渲染却很吊诡，这还是公众心目中的“中华史”吗？况且，煌煌38卷《易中天中华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它对材料的取舍应该是全面、深刻、考究的，但看易书，却很“大胆”，也很“自主”：诸如，“农民起义我一个也不写……只有李自成可能会提到。”“汉光武帝可能提都不提。”不可思议的是，易中天不把“关注点”放在重大典型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上，而是放在“制度建设”上，对此“大讲特讲”。如此主观武断的写作，叫人无语。据此，说“思想方法”是易中天史识短板的一块遮羞布，非妄言也。（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