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谈传统文化：中庸之道是稳当的圆心

　　15日做客成都金沙讲坛，和现场观众一起分享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感悟

　　本期嘉宾

　　王蒙，当代作家、学者。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著有《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是当代文坛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曾担任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曾经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开场白

　　主持人：大家掌声很真诚，相信王老的讲座会让大家如坐春风。

　　王蒙：中国近一两百年变化之快，超过很多地方。

　　主持人：这是好事？

　　王蒙：这是好事，但也来问题。

　　主持人：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蒙：最大问题就是，有时不能客观地看待过去，或者美化它，也有很多理由丑化它，厌恶它，厌恶了半天还是摆脱不了它。

　　主持人：就像您讲的，中国发展很快，您觉得古人跟当下的中国人差别大吗？尤其是精神气质上，比方说，春秋战国时期跟现在？

　　王蒙：精神气质上一脉相承，但从另一方面说，又变得认不得自己了。

　　主持人：自己不认得自己，或者找不到自己家门，问题就严重了。今天请王老帮我们找到这个钥匙。

　　实录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特点，按独出心裁的简单说法，叫“中华三泛”，一是泛道德论，简称泛善论，一是泛整体论，简称泛统一论，还有一个泛机变论，简称泛化论。我今天主要从第一方面谈谈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

　　探讨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国家迅速发展，民族自尊心增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兴趣越来越大，这和五四时期大家痛斥传统文化完全不同。但这个传统文化在每个人心目中并不一样，有的是讲孔孟之道，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有的讲阴阳五行，认为传统文化就是易经之类。各人说法都不太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和目前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教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究竟何在？这没有一个统一说法。我听赵启正说过，他和几个学者一起出国，外国人问，你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它博大精深，怎么个博大精深法？有个最有权威的学者说，没法讲。为什么没法讲？又博又大又精又深。简单的可以讲，既然博大精深了，无法讲。

　　听他说了这个以后，我一直不自量力地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不能说博大精深就是好得不得了，我们还是要从这里面找特点。具体的特点容易找，比如服装，比如中医和西医。但作为整个文化来说，我想尝试做一个探讨。我也没有长期研究，只能是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中华道德的根据与特点

　　第一是泛道德论。中华文化最主张道德善，认为一切都决定于道德水准。首先我们认为统治合法性根据在于道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个话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陈胜吴广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谁有能耐你就上去，可是，用这个方法解释，不如说因为你的道德高尚，所以你是统治者。你讲有道德所以他成了统治者，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二，道德的根据是哪里来呢？把道德哲学化，认为道德是从天和地来的。最主要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周易》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人最早提出来的道德规范，而这个道德规范是从天地来的，是无可置疑的。孔子说，天什么都没有说，但它按照规律出现了春夏秋冬，而且有了动物、植物及万物的出现。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德哲学化，是不可讨论的，是按照天地给的启示，谁要是有了这种崇高的道德，他就代表了天意，所以叫君权天授。

　　第三，道德全世界都讲，但中华道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重勤俭，拒绝纵欲与懒惰；重祖先，相对来说不重时尚。过去不管孔子也好，老庄也好，他们的理想道德不是在未来而是在往昔，孔子认为周公时候的道德最好，夜里就梦见周公了。庄子比孔子更夸张，他推崇上古的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否定黄帝，认为黄帝是靠力量统治。敬祖，敬昨天，有时候我们称为古道热肠。这是中国文化很有趣的一点，别的国家很少这个。

　　还有就是重秩序与本分，这在孔子学说中很明显，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强调平等，君有君的道德，臣有臣的规范，同时臣也有臣的权力。这种理论在客观上也形成了对权力的文化监督与道德监督。

　　我给大家推荐两本书，一是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们看到，在中国过去当一个皇帝非常麻烦，很多皇帝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为什么？臣子忠于皇帝，他们经常提出不同意见，比如你违反了祖制。明世宗在祭祀程序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就是实现不了，每次一提，下面就跪一片，不能这么做，因为太祖皇帝朱元璋时候就不是这样的。

　　泛道德论已被老百姓代代相传

　　中国传统文化是赞成泛道德论的，那皇帝本人成为道德模范了吗？很不好说。毛主席就说过，中国古代皇帝虽然讲仁义道德，实际上他是骗人，他没有做到。鲁迅说得更厉害，他在《狂人日记》里说，中国历史写满了仁义道德，而在仁义道德字里行间是两个字，吃人，因为经常发生血腥的权力斗争。鲁迅讲得很刺激。

　　自古以来真正做到了仁义道德仁政的，只有两个皇帝，西汉的汉文帝和汉景帝，那个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全国太平，老百姓休养生息，日子过得舒服，上面从来不扰民。也有人把“文景之治”解释为老子无为而治的典范，所以，在泛道德论上，老庄和孔孟是一致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既是仁义道德也是无为而治。

　　有人说，朝廷里并没有完全按照道德规范做事，可老百姓尤其是农村老百姓都相信这样一个道德论，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论已经被老百姓代代相传，我们今天如果忽视这样一个道德要求，是我们自己放弃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资源。

　　中庸之道：稳当的圆心

　　泛道德论表现在政治上，表现在社会问题上，往往突出为中庸之道。远在西方成为现代国家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大国在运行，我们没有多元制衡的理论，相反，我们有一元化政治理论，这是稳定的根基和保障。

　　一元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平衡了，是不是就没有变化了？有，中国的变化有很多，相互矛盾的事情很多，这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就是中国老百姓，包括中国读书人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30年河东，30年河西。

　　按这种规律，如果在朝廷当差，你应该怎么做？适可而止，步履谨慎。你不要借着机会大搞私利，不要做得太过分，过犹不及，你过了或者不及都是不好的，所以提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也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说中不是正中间，而是众的意思，庸的意思不是庸俗，庸是正常，不搞极端。庄子的口号不叫中庸，叫“道枢”，就是你变成道的枢纽，就是圆心，你在圆心，稳稳当当，这都是中庸之道。

　　老作家丁玲作报告，毛主席说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我当时20多岁，也觉得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看那么长的时间？我现在这里也要做一个别出心裁的解释，主要就是因为30年河东，30年河西。所以看一个人要看32年，30年河东的时候表现还挺不错，河西的时候你可能变成了卖友求荣，吃谁的饭砸谁的锅。这种人，有32年就看出来了。

　　讲泛善论，还要讲科学与法制

　　林语堂先生没有讲中庸之道，他说中国道德喜欢一些偏于老年的优点，比如比较稳重，比较含蓄，不过激，也不感情化，遇到什么事，冷处理，他有定力，我们喜欢这样的人。相反我们不喜欢毛毛糙糙，突然拍桌子，打板凳，动不动把事情做得过分。我们不喜欢这个。

　　在日常人和人的相处之中，我们非常注意人际关系。我们最讲究情义，信义。情义是什么意思？就是相互之间有一种良善的愿望。毛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也讲过，与人为善。情义就是最大限度地与人为善，义当然很有用，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互相都要讲道义、信义。

　　马克思回答女儿提问的话，我觉得中国人也特别能接受。他女儿问，你最欣赏的品德是什么？马克思说，目标始终如一。我原来怎么主张的我现在还是这么主张，一以贯之。然后又问，你最能原谅人的弱点是什么？马克思答，轻信。好人让坏人算计了，是可以原谅的。再问，你最不能原谅的人类的品性是什么？马克思答，卖友求荣。这跟咱们中国文化高度一致。

　　为什么我们重情义，因为道德相对抽象，怎样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周围人对他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群众反映非常重视，我们推崇那些行事被最多的人所接受，又不给别人带来不良后果的人，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不太注意辨真伪。比如《红楼梦》里的平儿，做事不突出自己，得理也让人，尽量做到各方面都摆平，比如王夫人丢了几瓶玫瑰露，平儿从中周旋，最后是宝玉声明是他偷的，从此谁也不许再提玫瑰露的事情了，把所有相关人等都搁平了。

　　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服得不得了，要有平儿这种人，我要让他当秘书长，因为很多单位都需要和谐，不出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过，虽说平儿处理事情很有魅力，可是缺少科学性，缺少司法公正，她不认真，不分真假，美言不善，善言不美。

　　平儿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大家看了要鼓掌，但你要让一个德国人看，他会急得跺脚，你不能说是贾宝玉偷的！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泛道德论是这么可爱，多么有吸引力，同时又有多少不足。所以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讲泛道德论，讲泛善论，还要讲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法制。我们说真善美，要有善，有美，而真，是不可含糊的。

　　采访手记

　　(2013年12月15日 成都)

　　15日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年近八十的王蒙，兴致高昂，侃侃而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在演讲结束后，通过视频送上自己对王蒙讲述传统文化的评价：王蒙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套独特的感悟和表述方式，最大的特点是把哲学文学化，用文学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感悟。被问及魏明伦的点评是否准确？王蒙一笑：差不多，哈哈！

　　王蒙说，有很多别的国家过不去的关，我们过了，我们能变化，变来变去，又都在这个大的圈子里。中国文化能够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期坚持下来、连接下来的文化，绝非偶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曾面临极大的危机，最突出的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过去也有很多问题，但没有像李鸿章说的那样，处于三千余年之大变局，所以才有五四运动，才有对中国文化严厉的反省，甚至激烈的批评。

　　最后王蒙说，我们今天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照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认为五四运动方向是错的，恰恰由于五四运动，由于中国接受了大量从欧美来的外来文化影响，并使之本土化，和中国这块土地相结合，我们提出了现代化这样一个目标，而且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三个面向”，我们的文化才有今天。如果还是停留在男人梳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的情形，现在谈弘扬中国文化也成了空谈。所以越谈弘扬传统文化，越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三个面向”。梅柏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