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王朝柱：所谓现代眼光演绎历史是不正常现象

　　在呈现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作品中，上世纪80年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红一创”曾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此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始终备受关注，从未断档。然而最近几年，“抗战神剧”一度风靡，过度娱乐化使革命史剧简化为一种故事背景，其内核被悄悄替换成武侠剧、偶像剧，使正剧走了样。

　　王朝柱被誉为“撰写中国红色历史第一人”。他以中国革命史为题材创作了40年。在王朝柱的书房里，堆满了党史、军史、民国史、领袖史传等书籍，甚至沙发都被各种革命史传所覆盖。对于中国革命史，王朝柱比一些历史学者更为熟悉。他所编剧的影视作品从电视连续剧《解放》、《长征》到《辛亥革命》，从电影《建党伟业》到《建国大业》，从长征纪实小说《囚徒的长征》到《政坛败将》，从史传《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到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剧作《开国领袖毛泽东》……他以46部作品、18部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共约2000多万字，创造出一个人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

　　我的任务是记录中国革命史

　　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曾是几代人的记忆，它的影响存留至今。许多老年读者现在仍然可以背诵《红日》、《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小说的段落。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长征》、《延安颂》、《井冈山》等电视剧也不断热播。20世纪以来的历史记忆反复在文艺作品中被重现，王朝柱是重要的记录者之一。

　　“新时期以来，我们更应当关注中国革命史，诠释中国革命史，使当代青年在历史重现中熟知中国革命史。”王朝柱说。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历史题材书写，他探究历史真相的执着与日俱增。

　　王朝柱发现，当下“有的编剧创作枯竭，于是热衷于为历史翻案，用所谓现代眼光去演绎历史，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些作品的流行会影响人们对真相的认知，甚至会影响人们的历史观、世界观”。

　　王朝柱的写作准备犹如长征，是艰难而又漫长的。2011年，王朝柱写就《辛亥革命》，为了它，他准备了7年之久。他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并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在创作过程中，他甚至被历史细节感动得痛哭。1998年，他为了写《张学良》，在占有全部文档材料后，又到夏威夷跟张学良谈了6天。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在学界看来，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时往往有３个限制：知名度越高的人，允许虚构的空间越少；距离今天越近的历史，允许虚构的空间越少；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允许虚构的空间就更少。对于王朝柱来说，他的作品几乎都处于这几个制约之中。为了能突破这样的限制，他形成了自己创作的两个根本特征和写作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首先，在写距今很近的历史时，王朝柱坚持书写历史真实。他表示，面对庞杂的历史资料，首先需要做的是去伪存真。“网络有80%的资料不可信，甚至有人将马路新闻当真，在看过原始的历史档案后，会发觉许多知名历史作家都陷入世俗中，甚至戴着有色眼镜故意丑化历史。”

　　其次，在对于知名度高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王朝柱尽量避免脸谱化。如，在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情节是毛泽东警卫员胡班长在煮辣椒水的时候，遇到敌机轰炸，胡班长用身体掩护毛泽东，不幸牺牲。在祭奠时，毛泽东将一碗摆放在胡班长坟头前的辣椒水一饮而尽，然后带着部队继续向雪山行进。由这一情节，王朝柱将领袖人物更切近普通人的感受描写出来。

　　电视连续剧《长征》中，王朝柱用“抓虱子”的细节凸显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性格。在延安一次会上，毛泽东解开裤子把手伸进去捉虱子，并说：“我绝不受一个虱子的欺负。”周恩来生病时，邓颖超竟在他毛衣上捉了163个虱子，手指都染红了。毛泽东去探望，看到此景，说：“我不能忍受一个虱子的叮咬，恩来却能忍受163个虱子的叮咬而纹丝不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刚柔相济，始可有成！”

　　王朝柱解释：“毛泽东生在湖南，自幼受着楚湘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性风骨。周恩来生长在江浙地区，深深受着吴越文化的影响，使得他有着‘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柔性品德。”

　　用作品唤醒年轻人的信仰

　　“现在的孩子们基本不读史书了，他们了解历史的渠道就是看电视。因此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都不能虚构”。他要求自己握一支“对历史负责的笔。”基于此，他在今年再版的《囚徒的长征》中写道：“这不是小说，是留给孩子们的遗书。”

　　评论家陈先义在谈及王朝柱作品时评价道：“王朝柱站在一个老军人和老共产党员的角度，通过对革命历史的再现及对革命精神的由衷颂扬，对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缺失、思想迷茫的当下社会，无疑是用艺术方式奉献了一副副清醒剂。洋溢于他的作品之中的，有一种浩然正气和英雄精神。不论是他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还是对历史人物的塑造，都通过艺术手法形象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阳刚之美和家国情怀。”

　　王朝柱更希望借自己的作品去唤醒年轻人的信仰。“写作者必须把历史当作逝去的桥墩，把现实当作今日的河岸，在空中架起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大桥，艺术地完成历史和现实的沟通。”（本报记者 张黎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