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长篇小说：70后作家克服历史感不足之局限

　　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70后作家写出了各自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我们发现，新锐作家此前的长篇小说写作所普遍存在着的“历史感”明显不足的局限，在2013年这批70后作家的写作中，已然得到了极有效的克服。关于历史感，批评家张艳梅曾经有过很好的解说：“历史感到底是什么？写历史，不一定有历史感；写现实，也不一定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看取生活的角度，是思考生活的人文立场，是细碎的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探求。”一句话，要想使自己的长篇小说显得雄浑博大，拥有突出的“历史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层次进行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扫描，就必须以足够犀利尖锐的思想能力穿越表象，径直刺进现实和历史的纵深处方可。

　　具而言之，在2013年，70后作家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主要有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乔叶的《认罪书》、路内的 《天使坠落在哪里》、姚鄂梅的《西门坡》、柳营的《我之深处》、李凤群的《颤栗》、弋舟的《蝌蚪》、王秀梅的《蓝先生》、王十月的《米岛》等。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路内“戴城三部曲”的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小说讲述的是路小路、杨迟和小苏他们三位的成长故事。这中间，最主要的故事情节，就是他们三位共同领养了孤儿院里一个名叫戴黛的小女孩。路小路他们三位的精神成长，与戴黛这位孤儿的被领养，存在着不容忽略的重要关系。实际上，正是依凭着如同戴黛这样一种天使的存在，路小路们方才获得了一种精神救赎的可能，而他们的精神成长也恰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最后完成的。不容忽略的是，路内在描述、展示路小路们精神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当下社会，有着对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关切和呈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茅建国一家三口人的自杀事件上。能够在一部典型不过的成长小说中有机嵌入如此强劲的社会批判力量，一方面说明路内的小说创作其实在悄无声息地酝酿、发生着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为路小路他们的成长营造着特定的社会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如此一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渐次成长起来的路小路们，又怎么能够不嬉笑怒骂、冷漠讽世、愤世嫉俗呢？！

　　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既是一部有着突出形式创新的作品，也是一部向历史的纵深处进行犀利洞穿的作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李浩的历史观究竟如何。一个有志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也只有在拥有了一种相对成熟深邃的历史观之后，方才有可能创作出一部思想艺术成熟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所谓的历史观，就是指写作者对于自己所欲加以艺术表现的那个历史对象所持有的基本看法。作家李浩之所以能够写出 《镜子里的父亲》这样一部沉郁厚重却又不乏先锋意味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正与其一种历史观的成熟、独到密切相关。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虽然对于其中的一些事件也都可能会有所涉及，但就总体情形而言，李浩通过对于叙述者“我”的家族成员在当代中国的苦难命运的描写与展示，李浩把这段历史所具有的那样一种荒诞、吊诡、邪恶、盲目的反人性本质淋漓尽致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假若说乔叶的《认罪书》和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旨在对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田耳的《天体悬浮》则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对准了可谓是变动的当下时代。与一些作家总是会设定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不同，田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尽可能充分地尊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性与复杂性。尽管说田耳的小说中其实也潜藏有强烈的批判声音，但此种批判立场却是如盐一般地完全融入了水中。田耳的《天体悬浮》的一大令人惊异处，就在于它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天体悬浮》里思想艺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恐怕就是发现并成功地塑造了符启明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位派出所的协警，符启明的精明强干，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上。一个案件，是关于化名为李二全的杀人犯赖毛信的敏锐发现与判断。关键在于，最早意识到这个秘密的，仍然是符启明。另外一个，则是夏新漪被杀案的巧妙侦破。在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是符启明凭借天生的职业敏感把关注的疑点对准了隔壁的哑巴。在彻底解决了哑巴残余听力的问题之后，符启明最终以充分的证据锁定了哑巴的杀人犯身份。夏新漪被害案侦破不久，符启明就离开了派出所，一面组织天文爱好者成立了所谓的“杞人俱乐部”，另一面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天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包括广告业、融资放贷、娱乐招嫖等一系列项目在内的经济活动之中，创造出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符启明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合理延展，并最终由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按照叙述者“我”也即丁一腾的理解还原，因为妓女马桑业已身患绝症，所以她便成为符启明彻底报复歌星安志勇的一个利器。马桑在应招抵达安宅后，以自我注射的方式自杀身亡，借此而嫁祸于安志勇。一方面源于内心中积聚太久的仇恨，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得最佳观星位置，当然也还有对自己的高智商的过分自信，曾经的侦破高手符启明，最终蜕变成为借刀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至此，符启明的人性深度得到充分揭示，这一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得以塑造成功。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设定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群体，作为作品中共同的主人公出场。这批同龄人主要包括初平阳、易长安、杨杰、秦福小、舒袖、吕冬等。这批同龄人都在运河边的淮海市的花街长大，其中大多数成人后远赴北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初平阳刚刚在北大读完社会学博士，准备远赴更加遥远的耶路撒冷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之所以回到故乡作短暂停留，就是要把位于运河边的老宅子卖掉，以支付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学费。易长安由于父母之间感情的紧张，从小就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或许正是与幼时的精神创伤有关，成年后的易长安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专门依靠制造贩卖各种假证为谋生手段，已然成为了京城黑道上大名鼎鼎的伪证制造者。而杨杰，则是一位专营水晶工艺品的老板。尽管当初在事业初起时，也曾经历经艰难，曾经付出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但目前正在京城发展的他，其水晶工艺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状态之中。很显然，正是依凭着这样三位人物的设置，徐则臣很好地把花街与北京联系在了一起。需要注意的是，把他们三位牵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少年玩伴秦福小和她业已死去多年的弟弟天赐。天赐的自杀而亡，是小说中一个极其关键的核心情节。秦福小之所以要远离故乡，很长时间一个人孤身漂泊在外，作为一个单身女子的她，之所以要执意领养景天送，根本原因正在于她对自己弟弟天赐的自杀一直心存愧疚。他们之所以会一直以百倍呵护的姿态对待秦福小，关键原因显然也在于此。

　　以上，我们拉拉杂杂地对一批70后作家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写作状况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扫描与分析。可以确证的一点是，70后这批作家的长篇小说写作其实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平台。结束本文前，我们所寄希望于70后作家的，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力争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取得更大成绩。

　　（王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