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当帝师受挫：同治厌学无知 两宫太后加压

翁同龢像

　　人臣高贵，无如帝师

　　被史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人物之一的翁同龢(1830-1904年)，从最初入弘德殿授读同治帝，继而入毓庆宫授读光绪帝。“两朝帝师”的特殊身份，前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帝师生涯，无论对于翁同龢的个人命运，还是晚清政局的走向，都不失有重要的关系和深远的影响。

　　继父述志，入值弘德殿

　　位居乾清宫西南的弘德殿始建于明代，初为召见臣工之处，清代为皇帝办理政务及读书场所。

　　翁同龢初为帝师，始于1865年(同治四年)。清朝自康熙年间确立上书房课读制度起，规定皇子六岁起接受系统教育。1862年(同治元年)，六岁的载淳即位，改元同治。为了让幼帝早成大器，成就一番文功武略的大业，两宫太后发布懿旨：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均在弘德殿授读。四位帝师学问渊博，德高望重，为时所推，且各有所长，均能独当一面。不过，因当年年底翁心存的去世，弘德殿人手吃紧。当时，祁寯藻因古稀年迈，不常到班；李鸿藻又兼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不久增派了徐桐入值，书房事务依旧忙不间歇。鉴此，由恭亲王奕��征得两宫太后批准，1865年12月28日下旨：“詹事府右中允翁同龢，著在弘德殿行走。”

　　三十六岁的翁同龢进入帝师之列，既有自己身为咸丰状元的品学出众，也有父亲翁心存留下的德泽所被。继父述志，父子启沃一帝，翁同龢自是感恩于心。

　　培养圣主的帝师一职，堪比肩负着国运的重任。初次履职的翁同龢未免心怀忐忑，为此兢兢业业。但授读弘德殿的经历，又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引为自豪。

　　接旨第二天，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翁同龢，再三鼓励他尽心教导，并当面告诫小皇帝“须听话，勿淘气”。随后，他又及时拜会了倭仁、李鸿藻、徐桐等诸臣。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为名重一时的理学大师；　李鸿藻(1820-1897年)，字兰孙，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保定)人，咸丰状元，系咸丰帝生前选定的载淳老师；徐桐(1819-1900年)，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借以走访、请教几位入直弘德殿的前辈，翁同龢就礼节等相关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因为事关王朝根基的稳固与否，两宫太后对同治帝的启蒙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严格的要求，既明确了皇帝学习的目的和原则，又委派恭亲王奕��总司稽查，惠亲王绵愉督责日常事务，并按定制安排了书房日常作息时间和功课内容：每日先拉弓，次习蒙古文，读满文，最后读汉文；上课时间开始时只读半天书，八岁起改为全天；诵读与讨论，二者不可偏废，读书之余与师傅随时讨论，以古证今，摒除虚仪，务求实际；三年后练习步射，十岁后练习打枪；入学后每隔五日，于下书房后在宫中长弄学习骑马等等。

　　同治帝少时天资粹美，长大不思勤奋

　　翁同龢的第一次进宫授读，从讲授《帝鉴图说》开始。

　　《帝鉴图说》由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编撰，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而名，成书于1572年(隆庆六年)，供年仅十岁的明神宗作为读书的执政教科书。全书辑录了历代贤君励精图治、兴国安邦的典故81则，还有历代昏君暴主祸国殃民、穷奢极欲的典故36则，每则故事后附有解说评语，并配117幅插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因此成为此后明清皇子储君必读的从政宝典。

　　“天资粹美”是同治帝留给翁同龢的最初印象。当然，童真本天性，难免嬉戏玩耍。每次发现小皇帝读书时心思不定、情绪不稳的现象，翁同龢和同僚都会不失时机地加以引导。

　　日记载，1866年2月25日：“讲书颇有戏动，龢以敬字献纳。”3月21日：“上多戏言，余切论并讲《帝鉴》‘唐宪宗不受贡献’一段，反复敷陈，上垂听焉。”3月25日：“膳后背书多舛，余进矫轻警惰之说，因切论改过为作圣之基，上听而色喜，讲‘延英忘倦’一段，因推言之。”“延英忘倦”说的是唐宪宗在延英殿里与大臣讨论治国要务，直至天黑还不回宫，天气闷热得把衣服都湿透了，却照样不知疲倦。翁同龢借此典故，规勉同治帝的为君之道。

　　因为翁同龢的课讲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同治帝一度听得津津有味，皇太后也大加夸赞。此后，翁同龢进讲了经自己校阅的《圣祖庭训格言》、摘录的《清朝开国方略》及李鸿藻所辑《经史语录》，进而负责领讲《孝经》《毛诗》兼诗、论指导，后又代徐桐进讲《孟子》。

　　为了指导同治帝写诗，翁同龢从康熙帝《御选唐诗》中摘录了30多首五言诗。在皇上学诗作诗的初级阶段，主要施以对对子的方法，同治帝为此不乏有佳作，如以“大宝箴”对“中兴颂”、以“寒山红叶”对“秋圃黄花”、以“细柳屯兵”对“长杨校猎”、以“星共北辰明”对“天临南极近”等等，对句平仄相协，用典相切，遣词工整典丽，饶有唐诗风韵气息。此后由浅入深，由五言增至七言，16岁起习作七言律诗。来自皇上诗艺的精进，不时见载于日记。

　　不过，伴着年齿渐长的同治帝，学习便不在状态了，此后的种种表现就远不是翁同龢所能预料的了。在此，不妨看看1871年3月日记的片断细节：

　　3月15日：看摺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奈何！余亦草草，申初多始退。

　　3月19日：读生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嬉笑，巳初二退，熟书尚留数号。午初来，满书极吃力，午正二始毕，讲摺尤不着力，真无可奈何也！

　　3月26日：讲摺又极难，讲《大学衍义》，时亦神情不属，不免动声色。申初一刻退。数日来无精神时则倦，有精神时则嬉笑，难于著力，奈何！

　　3月28日：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复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段，未毕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短短一个月内，来自同治帝的读书状态，让翁同龢不得不一次次留下了“无可奈何”的惶恐与叹息。

　　此后，日记除了难得“诸事皆好，皆有静气”、“读甚通畅”等一二回差慰人意的记录外，更多了“晨读浮甚，颇费唇舌，竟日如此，无一用心者”、“讲书费力，且有嬉笑”、“讲摺、读古文皆不佳，嬉笑意气皆全”、“晨读涩不可言，百方鼓舞，毫不能动”、“晨读又不用心，讲说如隔数层云雾”、“神思不属，每讲论如未闻”、“精神恍惚，全无振作之意”之类敷衍了事的情形描写。

　　凡此种种，足以窥见当时同治帝学习的真实状况。

　　两宫极度关注让帝师极度不安

　　要知包括翁同龢在内的帝师，不可谓不尽心。针对同治帝不思勤奋的读书现象，翁同龢随时都有适当批评甚至“正色危言”，极尽循循诱导之能事。同时也有自我不断反思，1867年12月23日：“讲书不了了，颇自咎未能进讲时字字清澈也。”1869年1月27日：“听艮峰先生进讲，巧言令色足恭章，自知有此病痛，此后当切戒，诚字一刻不可离舍，却此字皆虚伪而已。”

　　不过，当时书房内部矛盾重重。因为课读时间分膳前、膳后两块，满书在先，汉书在后。满文授读时间经常被拖延，以致汉书学习显得非常匆迫，直至1866年6月两宫调解后谕令：“嗣后膳前专读汉书，计六刻可毕，满书改于膳后，无庸多读，酌减为妥。”

　　除了满书、汉书进讲时间上的冲突纷起，还不乏同人之间的意见牴牾，1870年5月12日：“兰孙与荫轩言之格格不入，荫轩成见太重，拘滞不通方至此……功课如此，同人意见如此，奈何奈何。”但总体上说，大家还能不断商讨对策，变通教学方法，如生书领读、借诵读唐诗以涵养性情、作论先由师傅编语等做法，就出自翁同龢的倡议，不失为反省中的良策。每次两宫询问书房事，也是一一据实相告。但是，纵有“竭力鼓舞”、“百方鼓动”的努力，乃至直言劝谏，往往仅有几天改观，却难以真正促使同治帝回心转意。

　　对于书房功课，两宫太后更是抱有极其殷切的期望，内侍随时启知，天天直达垂询。遇有皇帝身体稍有不适，就谕令减轻默书、写字等压力，明令书房“功课勿太多，欲得鼓舞奋起之意。”甚至于后来课务一减再减。可即便如此，文不成句，句不成篇，学业仍然毫无起色。时至1871年，眼看16岁的载淳即将亲政，学业不仅不见精进，反而愈来愈差，随着慈禧心伤气急的严谕传话，帝师的极度不安更是可想而知了。翁同龢日记记录：

　　4月16日：是日兰孙传两宫谕，问书房功课极细，有“不过磨工夫”，“见书即怕”，及“认字不清”，“以后须字字斟酌”，“看摺奏要紧”等语，不胜惶悚。

　　5月27日：军机见起时，两宫论功课语极多，谕诸臣须尽心竭力。大略督责之词多，有“支吾搪塞”及“恨不能自教”之语。李某引咎，并陈近日情形，然亦不敢琐屑也。

　　11月8日：是日军机见起，两宫又论功课，极言上未能用心，昨令读摺不成句，又讲《左传》，则不了了，若常如此，岂不可虑，因垂涕宣谕再三。下臣闻此，愧汗无地矣。

　　不得不承认，尽管同治帝对翁同龢的课不无喜欢，但一旦让他自己思考时，同样耍滑偷懒，实际效果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好。

　　同治帝为何厌学，帝师的教育悲剧

　　同治帝何以厌学至此呢？

　　从登基那一天起，年幼的载淳每天必须一早端坐龙椅，临朝听政。大臣们关于军政大事的奏章文牍，虽然自己不必也不可能参与，悉由“垂帘”的慈禧太后召对独揽，但他不得不学会克制和拘谨，以免有失“人君”之仪度。如此每日天没亮就起床，连两宫也承认“皇帝起甚早，往往呼醒犹睡。”对于一个正在成长发育中的孩童来说无疑相当残忍。

　　为了当好皇帝，从小必须接受严格训练，学业内容不仅有蒙满汉三种语言，还要拉弓射箭、打枪骑马，更有儒家经史、作文做诗等等；课读时间每天上午六点至十二点，下午二点至四点，除节假日外每日照常。繁重的课务安排，完全没有顾及孩子的心理承受力，让本性活泼的载淳不能自主地担起力所能及的重负，并且越来越觉得索然乏味，感到做皇帝实属“苦差”，从此在学业上滋生出强烈的叛逆心理。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6月的《能静居日记》中记有闲笔一则：

　　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又读“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帝字皆读屁字。

　　因此，纵有诸臣忠心尽职，苦口婆心地劝导，同治帝依然似听非听，我行我素，已然难期振作。当同治帝与翁师傅自叹“当差劳苦”时，面对无精打采、不思进取的皇上，“百思不得诱掖之法”的翁同龢，又何尝没有“苦差”之感呢？

　　继1872年同治帝大婚，1873年又亲临朝政，恰值翁同龢因母亲去世而回籍服丧期。尽管懿旨要求皇上每天仍必须在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书房照常进讲。但因婚后生活的不如意，加之慈禧与皇后的婆媳关系失和，同治帝经常借巡视圆明园修复工程，微服出入于酒肆剧馆，变本加厉，一至于此。

　　到翁同龢丁忧假满，回京续职，从1874年9月12日同治帝谕令停止园工，至11月29日发病的五十天里，日记里接连是“无书房”的记录：“传自今至初八俱无书房”、“传今日至十六皆无书房”、“传自今日起至九月九日皆无书房”、“自今日至十六皆无书房”、“传自本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一日皆无书房矣”。不久后，同治帝被确诊天花且病情恶化，于1875年1月12日病死，年仅19岁。翁同龢也随之结束了弘德殿行走的帝师生活。

　　一个本来天资聪颖的顽童，经过十二年之久的书房学习，却终成文理不通的纨袴公子。这，显然是与翁同龢的初衷背道而驰，却又不是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教育悲剧。借助翁氏日记重返历史现场，逼近历史真实，凸显出了翁同龢初为帝师遭遇的严重受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