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希望更多人做科普

　　在颁奖典礼上，饶毅做了专题报告。在报告中饶毅指出，目前的中国媒体在科学报道中，普遍存在着科学知识缺乏的问题，值得重视。

　　而此前，正在和方舟子进行网上大战的崔永元也对“科学精神奖”的办法发表了看法，崔永元在博客上表示，“饶毅……不知道脑子里进多少苍蝇才会说出这么没良心的话”，随后在另外一篇微博中又追问：“饶毅拿这个奖有良心不？”

　　对此，饶毅回答说：“新语丝发的奖，我捐给了北大生科院贫困学生，如果崔永元先生愿意发奖，我也可以一样转捐给贫困学生。”

　　记者不能越位

　　如果要不进口美国的产品，我们就得自己做好。我们很多人用外国手机、用外国的电脑，正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任何新技术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如果你一定要发言，你要先搞懂了再谈。

　　北京晨报：您曾经批评过崔永元，理由如何？

　　饶毅：我认为，不进口外国的产品，我们就得自己做得更好。我们很多人用外国手机、用外国的电脑，正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好。任何新技术是一样的道理。而且，如果你一定要发言，你要先搞懂了再谈。方舟子有时候很固执，但这个事情他是懂的，他是生物学的博士，崔永元没有学过生物学，不能只靠雄辩，而首先要确切地了解事情本身，否则就越位了。

　　北京晨报：这一次获得“科学精神奖”，崔永元在微博上发问“饶毅拿这个奖有良心不”，您怎么看?

　　饶毅：新语丝发的奖，正如我在发奖仪式上说的，会捐给北大生科院贫困学生，我们有个基金，由学校基金会管理，主要用于贫困学生万一生大病的时候用，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成立了这个基金。如果崔永元先生愿意发奖，我也可以一样转捐给贫困学生。

　　媒体需要科学素养

　　今天的中文媒体有很多理科出身的记者，媒体负责人应该请他们作为报道的主要队伍。即使不是理科出身的记者，如果要报道重要的科学相关的内容，也应该学习和理解科学。在有自由报道可能的领域，如果媒体不做到有质量，恐怕辜负了社会的期待。

　　北京晨报：你在颁奖典礼上做了专题报告，不担心这些话题相对敏感吗？

　　饶毅：实际上，任何科学都允许争论，而且科学界内部对科学进展都是先有批评，然后才有进展。科学界特别是植物分子生物学界，自身有严格的标准，远高于媒体和一般人的议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植物分子生物学界对具体技术有普遍的共识，而不是有很多争论。中文媒体常常不严谨地说科学争议的问题，这是不懂科学规律、误导民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HIV(艾滋病毒)是否导致艾滋病，在1980年代有位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病毒学教授认为HIV不是艾滋病的病因，但其实病毒学界有普遍共识，不能因为极少数科学家的不同观点而说成好像有很大争论，有个非洲国家的领导就按HIV非艾滋病因制定政策，被科学界强烈谴责，因为这样不负责任，违反科学，可能会损害人民健康。

　　北京晨报：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饶毅：媒体在每次相关报道前应该做基本的了解，很多信息在wiki或中文维基就可以获得，很多问题早已有答案。不能因为对中国和华人世界科学水准缺乏信任，就把科学内容很强的科学问题推成一个焦点。今天的中文媒体有很多理科出身的记者，媒体负责人应该请他们作为报道的主要队伍。即使不是理科出身的记者，如果要报道重要的科学相关的内容，也应该学习和理解科学。在有自由报道可能的领域，如果媒体不做到高质量，恐怕辜负了社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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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的是中国，不是我

　　科学研究之外，饶毅也在诸多领域中为众人所知，比如科普、科研体制的批评和改革等。在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礼上，获奖者饶毅表示“近年来，中国科学界的批评环境正在逐渐变化。”

　　北京晨报：饶毅教授向来以敢直言闻名，但有说法称饶教授在回国前更敢说，而回国后下手有了分寸。能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

　　饶毅：事实上没有这个变化，而且有时候可能更严厉。真正有变化的是中国。比如2004年，在《自然》增刊，我和鲁白、邹承鲁写过批评科技体制的文章，结果该刊在国内未能发行，而回国工作几年后的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写了英文社论，仍然是批评，该文出来后，科技部检讨了自身的问题。可见，有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我。

　　北京晨报：您在这么紧张的科研时间中，为什么舍得花费精力做科普呢？

　　饶毅：一方面我工作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实验科学，我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期间自己都得做实验。我从32岁做助理教授有了自己实验室以后，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我自己做实验的能力较差，一般学生比我做得好，我做得越多反而进展越慢，所以我只参与实验设计、讨论和理解结果、修改文章。时间有了富裕，就想找些事情做。那时候，我觉得科学很好玩、值得分享，最早是给同学和朋友的父母讲，告诉他们其孩子都做了什么事情，慢慢地我觉得只给一两个人讲不如写出来给更多的读者，也许影响其他人的科学兴趣。

　　北京晨报：不少人习惯性将施一公先生和饶毅先生作对比，认为这两个人看上去肩膀一般齐，但在动态中，饶毅教授更全面一些，或者更好一些，至少一部分人这样认为。但是施一公先生最近又获得了某一个奖项。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丝哪怕是一丝不快、一丝不悦、一丝想不开？

　　饶毅：我很喜欢有不同特点的朋友。而且我明确知道其他朋友哪些方面比我强，还不是强一点。施一公数学比我好很多，记忆力比我好，他走在街上后对所有车牌号码都能过目不忘。他不仅有很突出的个人特长，他还是中国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家。他有很多优点，朋友得到东西我只会高兴，不会不高兴。

　　实际上问题的提出本身可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中国文化习俗。中国文化中，越近的人竞争越强，人们很容易相互嫉妒，所以中国社会凝聚力很弱，西方的习惯是越近的人会越觉得可以是朋友。我们这种近距离妒忌造成的结果是内部关系很差，对外却很弱。这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性问题，为了中国进步和发展，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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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子：

　　希望更多人做科普

　　新语丝科学精神奖已经举办了两届，两次都颁给长期以来从事科学普及、反对伪科学等工作的学者，对此，方舟子说：“当初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这个奖，鼓励更多的人从事科普工作。”

　　北京晨报：设立这个奖的目的是什么？

　　方舟子：科学精神奖是为了奖励那些帮助公众理解科学、了解科学常识，弘扬科学精神的人。

　　北京晨报：对于评选的对象有什么要求呢？

　　方舟子：评选的对象包括各界人士，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界，实际上，媒体、科学家、科普工作者等等诸多方面的人都在评选范围中，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比如去年颁给何祚庥，就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在反对伪科学、揭露邪教、假气功等等方面做出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今年选择饶毅，则是因为他在反对学术腐败、促进科研体制改革、普及现代生物学知识上的贡献。

　　北京晨报：奖项评选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方舟子：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新语丝网站上发布一个公告，让大家推举科学精神奖的候选人，最后的评选则主要是由新语丝的编委共同讨论、投票，由此产生结果。每年只评选一位获奖者。

　　北京晨报：当前国内关于科普的奖项情况如何？

　　方舟子：民间的科普奖似乎没有，官方的有不少，这些年来，也一直有科普奖将我列入候选人，并且问我是否会去领奖，我都拒绝了，原因在于，我觉得其中有些被提名的人，其实他们做的工作并非是科普，甚至恰恰相反，是在宣传伪科学的东西，因此，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

　　北京晨报：那么，新语丝的这个科学精神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方舟子：首先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奖，鼓励各界人士从事科普工作。今天我们的科普工作还远远不够，并且其中也有不少以科普为名却宣扬伪科学的东西，因此，科普工作仍旧是任重道远。其次，每年的颁奖典礼其实也是一次科普活动，因为每次颁奖，我们都会请获奖者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并非学术报告，而是针对普通人的一次科学讲座。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