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坛主将周扬周立波：曾提"国防文学"口号

　　翻开湖南省益阳市档案馆馆存的那本厚重的《益阳名人档案》册，就可以看到，在益阳的近现代名人中，周扬与周立波两人虽是同年出生，但从家族辈分论，却是叔侄关系。两人年轻时为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所激励，相互扶持、相互激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始终不渝的坚定追随者。

　　周扬与周立波初次相识于1926年，当时周扬已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大学生，而周立波则是长沙省立一中的中学生。他们之间虽然学历不同，对革命思想的接受也有程度上的不一样，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憧憬革命并渴望成为革命洪流中的战斗一员。因此，经过周立波的表哥也是周扬的好友林伯陶的引见后，两人在家乡促膝长谈，颇有相见恨晚之叹。

　　这次谈话，对周立波的触动很深，若干年后他还记忆犹新。他后来回忆说，周扬“和我谈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计价值和中国的新文艺思想”，“又谈鲁迅、郭沫若”。“我受了影响，开始看鲁迅、郭沫若的作品，郭沫若的诗和散文给了我很大影响”。而对周扬来说，也同样如此。周扬后来回忆说：“那时他刚中学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经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虽然在宗族辈分上是叔侄关系，但在年龄上相仿，更像亲兄弟。他和我一见如故，结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

　　这次畅谈后，周扬返回上海，周立波依然留在长沙。1927年，在蒋介石和各地军阀残酷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在上海的周扬坚定地站在镰刀斧头旗帜下宣誓，而在长沙的周立波也心心相印，到处寻找党组织。

　　此后，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到破坏。周扬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去了日本。失掉了组织关系的周扬，只好在苦闷中回到益阳老家。两位好友又相见了。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白色恐怖，但两人加入革命的勇气弥坚。有革命的勇气，还需要找到革命的组织。这是两人当时最苦恼的事情。周立波因为找不着党组织，不止一次地伤心流泪；周扬也为失去了夏钟润的踪迹，而郁郁寡欢。最后两人相约，一起到当时的革命中心上海继续寻找。1928年1月，周立波随周扬一起到了上海。

　　在上海，因为没有找到组织关系，周扬与周立波是“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两人住在一起，除由湖南老家接济外，主要靠周扬介绍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点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为减轻生活负担，周立波在周扬的帮助下，拼命自修英文。周立波的聪慧、好学，很快掌握了翻译的技能，翻译出版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名著。

　　为了维持生计，周立波经人介绍，到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当校对。作为一个思想激进的革命青年，他仍然不安分。他被工人推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因张贴标语时与工头发生争执，被抓到巡捕房，接着又从床下搜出违禁书籍，他便被捕了。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胡秋原与周扬有一面之缘，周扬请他把周立波保释出来，被他断然拒绝，周扬很气愤。以后，周扬在主编《文学月报》时，批判胡秋原的第三种人论点时，发表了痛骂胡秋原的讽刺诗《汉奸的供状》。周扬此举，除了批判胡秋原的错误观点外，与周立波一事也不无关系。为此，周扬还挨了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一文的批评。

　　胡秋原不帮忙，周扬只好找律师为周立波辩护。请辩护律师要花很多钱，周扬为此东挪西借花了三四十块光洋，对旅居上海的周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了。潘震亚是有名的红色律师，他义正词严进行辩护，但周立波还是被判了两年半徒刑。周立波被判刑那天，周扬很难过，从法庭出来后没有回家，而是沿着黄浦江畔走了一夜，以平复心情。同周立波一起被关押在西牢的还有曹荻秋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这段时间周扬回了一次益阳老家，专程看望了周立波的父亲。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很坚强，当周扬告别后走了很远，回头还看见老人伫立在村口。

　　1934年8月，周立波出狱时，周扬不但找到了党组织，而且还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和上海局文委书记。他先介绍周立波进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亲如兄弟的叔侄俩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后来两人一起，共同翻译苏联和外国进步作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共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坛的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