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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 发动投资者入股

2014年02月07日 11:22 来源:湖南日报 参与互动(0)

  ▲文化书社。

  ▲潮宗街碑。

  ▲青年时期易礼容。

  ▲文化书社遗址。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文热心

  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又一次来到潮宗街,寻觅93年前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痕迹。

  史说: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社址就设在潮宗街,租的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三间房子。

  “潮宗古街”的现代石碑立在街口,那条麻石路依然;当年的“湘雅”校址——瞿鸿禨公馆还有一块石碑嵌在现代建筑墙上;文化书社最初社址也有一块石碑立在街头;潮宗门虽然已衍变成三座抽象雕塑,其布局让人懂得它是人们从湘江上岸入城“第一站”……感谢人们留下这些历史元素,让记者追寻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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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印:潮宗街56号,让督军为书店剪彩

  记者在“文化书社”遗址前徘徊。感叹的是:一个红色书社,能够存在7年之久——“马日事变”时被封查,在湖南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景下,实在是个奇迹。

  史家有一段这样的叙述:1920年9月9日,设在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了。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在人们的掌声中,他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文化书社的牌匾,那上面“文化书社”是4个颇见功底的颜体——谭氏书法。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

  不过,就文化书社开业前后的情况来看,谭延闿还非得剪这个彩——结人缘。而“人缘”,正是文化书社立足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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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吹响新文化号角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湖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性人物谭延闿再次入主长沙,开始了第三次督湘的历程。为了装饰“自治”的门面,他宣布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于是,新的书报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种新的团体乘势而起,湖南有了一点民主的气氛。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身负建党重任的毛泽东立即利用这一有利环境,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此,他同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以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

  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2版首刊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全文刊载。文章说,之所以要发展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书社的愿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要在全中国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他们,向湖南人民吹响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湖南进步青年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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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拉来众多投股者

  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

  可他们遇到的首先障碍是没钱。

  1979年5月17日,易礼容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况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银洋是一笔大的钱。”没钱,易礼容和陈子博用一个黄泥小火炉、一个瓦钵子做饭。在临时营业期间,易礼容和其他三个“员工”没有工资,生活自掏腰包,工作是尽义务。

  1920年11月6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其中写道:“从8月2日成立会起截至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可见,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

  这种投股共搞了三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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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文化书社投股的这些名字当时都是响当当的。

  易培基是谭延闿的“铁杆”。此时的他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还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更是毛泽东的赏识者。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是征求他的意见。易培基叫好!他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还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

  姜济寰,是谭延闿的又一“铁杆”。谭三次督湘,姜也三知“京兆”——长沙县知事,此时则升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他与谭延闿一样,性格中正平和,思想却比谭进步,与毛泽东这般青年合得来,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对创办文化书社也就态度积极。

  仇鳌,不仅是老同盟会员,此时官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他是谭延闿的“诤友”,谭延闿得以第三次督湘,是他从上海把谭从“寓公”拉到“流亡督军”位置上,在永州(后郴州)建立湖南督军府,在张敬尧的天上另出一个太阳。他是在谭延闿面前说得话起的人。

  左学谦,虽然不是谭氏班底人物,却因为长期担任商会会长,颇有人脉,其人的作派颇有点谭延闿“八面玲珑”之风。至于其他如王、朱、李、龙、贺、匡等,都是湖南名流。

  这些人除了比毛泽东们有钱外,更有“名”、“位”和“缘(人)”,有他们参与,形成“统一战线”,文化书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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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步:当上特别交涉员

  毛泽东是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经理却是易礼容。

  无疑,易礼容担任经理比毛泽东更恰当。易礼容在湖南商专学过管理,是当时难得的经营人才。他与女友许文煊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也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在书店,易主内,毛主外,通力合作,把书店办得红红火火。

  作为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承担着繁重的“外联”任务。他借助舆论工具,对文化书社进行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联络下,湖南《大公报》曾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他做起书籍广告来也别出心裁,这有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 这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毛泽东也做有点类似现在的“图书、报刊销售排行榜”的“软广告”,即通过介绍文化书社的动态和销售情况,告诉读者畅销书是什么。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他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广泛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从此,文化书社“货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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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感悟:一举三得

  书籍报刊是特殊商品,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毛泽东等其所以选择“开书店”,首要的是“传道”。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确实,文化书社创办不久就发展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广大青年学生来往最多、受教育最深、受鼓舞最大的地方。

  其次是“建网”。“得网络者得于天下”,93年前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个“商道”。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之多,并在本省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分社和代销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多半由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进步青年担任。毛泽东等人通过文化书社和分支机构,迅速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省,还通过书社的业务活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也为革命联络网。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文化书社及其贩卖部、分支机构大多成了党团的通讯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1921至1923年,长沙文化书社俨然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总机关”。中共“一大”结束之后,苏联顾问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第三是“筹款”。文化书社的经营所得,也就成了党团工作经费。

  湖南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后来评论说:“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文化书社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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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延闿的后悔

  10年后,即1930年,文化书社的实际“店主”毛泽东和剪彩者谭延闿身份都变了。毛泽东成了中共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也是创建红军的“山大王”。谭延闿则追随孙中山,到广东投身国民革命,从大本营的秘书长做起,一路官运亨通,还做过一个时期国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带着一支红军在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把谭延闿老家——茶陵县高垅的谭家大屋都端了。谭延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广东时的“联共”、到武汉时的“溶共”,再到南京时的“反共”。1930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二打长沙时,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到消息后,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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