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四川小说盘点：康巴小说个性 青春写作新颖

　　2013年，大约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鼓舞，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余华、苏童、梁晓声、方方等新时期初期成名的小说家们，列队展示其新作，特别如《带灯》(贾平凹)《炸裂志》(阎连科)、《日夜书》(韩少功)、《繁花》(金宇澄)、《第七天》(余华)等长篇小说，使2013年的小说界繁花似锦多声高唱。在这多声部合唱中，四川小说以其独特的声部，扩展着作为小说大省的版图，在激越的变奏中展示精彩的四川叙事。

　　康巴小说闪亮“特质”

　　以达真、格绒追美、尹向东为代表的康巴小说，近年来狂飙猛进，不但改写四川的文学版图，同时让中国文学版图里有了一块新地。达真201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落日时分》。集中《放电影的张丹增》的叙事，全然不同于康巴历史情仇的叙事，而是让一段艰辛且温馨的记忆，化成了汉藏后生们的超越前人的当代图景。最让笔者欣喜的是集中的《落日时分》，以诗意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当代一个汉藏青年邂逅的传奇和纯洁的故事。无论是小说立意、还是小说人物，以及达真最擅长的康巴风情，没有像《康巴》《命定》那样的大开大合，而是专心致志地让自己的笔，书写着对一都市男子与未染一尘的藏族少女交往的由衷敬意。达真的这部长达近七万字的中篇，让我对达真和康巴小说有了新的期望。

　　“康巴小说”作为一种存在，正在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昭示。2013年，除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共六册，其中有泽仁达娃的《走在前面的爱》和仁真旺杰的《雪夜残梦》两部长篇小说)外，尹向东、格绒追美、洼西、洛桑卓玛等作家创作活跃。特别是尹向东的几篇短篇一经问世，国内的《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立即给予了回应。我一直认为，短篇小说是最考小说家才智的小说叙事，因为它容不得水分。

　　康巴小说能引起国内文学界的重视，在于康巴小说的汉藏地域交界、汉藏文化交汇和与汉地文化不同的“特质”叙事。除了这一“特质”叙事外，还在于康巴小说家们对康巴藏地历史的穿透，特别是对汉藏文化融合过程中人性的穿透。

　　乡土叙事突破“温情”

　　以《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等小说闯进中国文坛的罗伟章，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势态，同时保持一定水准，展示出四川小说的另一种成就。2013年，罗伟章的中篇《银子》其反讽和黑色幽默的姿态，把张献忠屠川这一历史事件变成了小说家笔下的四川叙事。与过去温情的乡土叙事截然不同，它向我们显现出乡土叙事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力量。这样的价值指向是四川小说里原来没有的或极少有过的，因为这样的叙事极需胆识。2013年6期《十月》隆重推出他的长篇《空白之页》。这是一个以日寇重庆大轰炸和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为背景，讲述曾做过英雄梦而且没有冷却英雄梦，但却在平庸日子中消磨的大学生孙康平的故事。对故乡的认同和皈依，是乡土小说的主要元素。在罗伟章的中篇《我们》中，作家以自己的视角和叙事，试图粘合城乡二元带给“乡下人”或进城的“乡下人”物质和精神的隔膜。

　　对土地变得疏离和冷漠，是当下乡村最为普遍，也最让人心悸的历史画面。有着乡土传统书写底蕴的四川小说家，从新背景和新观照出发，执意于乡土，却是四川叙事的大义所在。安昌河2013年出版的长篇 《断裂带》，以几乎极其标准的 “现实主义”的姿态，着力叙述一个小乡镇秦家与安家两家的恩怨情仇。周云和的中篇《赔我一个男人》其悲悯情怀的渲染和乡间小人物尊严的状写，短篇《银杏是一棵树》准确生动描摹乡间男女畸形的婚恋生态时尊严所付出的哀凄和悲鸣，在四川乡土小说里独具眼光。格尼的《冬至》，以精致的短篇小说技巧，把川人的含蓄与果敢，演化成一串串玑珠般的对话，向世人宣布一篇乡村自由自主的爱情宣言。中篇《荞花》，是一个乡下的女子赢不了城里女子对丈夫争夺的故事。看似陈套，但正是这样一个城乡二元悖反下的婚恋故事，看得出作家常龙云的苦心：一种坚韧和坚守的乡村精神。钟正林的乡村叙事，大都是平常事，但是钟正林的小说以其熟稔的方言和民俗，让四川叙事在李劼人、沙汀、克非等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挥。中篇小说 《李腐败》、《副产物》，沿袭了作家一贯的川西乡村背景和方言特色。由于语言官话的“同化”，得益于语言艺术的小说叙事语言往往贫血。钟正林的出现，显示出四川叙事的别样路径和别样风貌。

　　青春写作凸显新意

　　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让乡村图景渐行渐远，让时间成为倏忽即逝的飞矢。城市化的当下，写作者和写作对象，重要的是阅读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化写作已经不可逆地成为小说写作的现实且最切实际的版本。“80后”的七堇年和颜歌正是这一不可逆的城市化写作的代表。

　　十几年的光阴——这是长篇 《平生欢》提供的时间长度——把少年的一切，包括友谊、爱情、对未来的眺望，以及由此纠结中生成的恩怨，消磨在十几年后重逢的不知所措。七堇年的回望不是记忆，更不是记忆的简单重复。是时间在十几年放逐期间的冶炼和燧火，也可以看成是时间在十几年放逐期间的增殖。“十八岁前的日子，是一片青草，除了翠绿还是翠绿。晴光下，它散发出植物的辛香，以及泥土的腥湿之气”；“青春期伊始那几年，邱天在我面前，脾气坏到了极，像一把利刃，未经生活的锈蚀，格外锋利，伤人十步以外”。经过时间放逐和燧火后的青春，少了一些浮尘，多了一点金属。这样的青春，是作者青春写作的另一态度：既是追逝，也是重塑；既是臣服，也是抗议！

　　同为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颜歌，是一位读西洋现代主义小说成长起来的作家，对现代主义小说观念的认同，以及技巧的熟悉程度，显然高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熟悉程度。尽管长篇小说《我们家》的图景是道道地地的川西坝子里的一个小镇，而且小镇里人物也是中国小镇里的人物。但是，因为观念，特别是因为叙事的方式的变动或者说变革，让这样一部人物造型、情节铺成、故事展开、时光交错细腻得不能再细腻的小说，有了形而上的品质。在一个不谙世事又深谙世事且无所不在的“我”的视角里，“我爸爸”、“我奶奶”等一干各色人等，不按时间，只按“我”的视角，粉墨登场，演义着各自人生的或微不足道或自以为是或光明正大或琐屑不堪的人生百态。但这不是《我们家》的全部！《我们家》里有一条隐藏很深的叙事轴。这一叙事轴在我看来，就是对青春远去的焦灼与焦虑。我们都知道时间不可逆，而且我们可能还知道，有哲人说过两次踏进去的河不是一条河。但是，在琐碎的日子里，对时间的恐惧，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两次踏进乃至N次踏进去的那一条河不就是那一条河吗？颜歌的这一青春叙事，显现出四川小说叙事的重要变革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