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六岁就对中国史产生了兴趣

　　《曹寅与康熙》封面

　　《胡若望的疑问》封面

　　他是一位英国人，住在美国，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

　　3月9日，“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沙龙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活动邀请到78岁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金安平，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史景迁作品中文版主编郑培凯、鄢秀，以及北大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共谈史景迁写作历程。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模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主要著作有：《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妇人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

　　整场活动是全英文讲座，郑培凯为现场读者做概括性翻译。

　　“我希望今天的讲座有一个轻松的氛围。”78岁的史景迁在沙龙开场说道。和前两天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不同，他并未穿得特别正式，没有打领带，举手投足十分轻缓，说话声音也小，再加上他的英国口音，想完全听清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近距离观察，长得的确极像007的扮演者康纳瑞。

　　本次新书沙龙推出的是史景迁的两部中文新译本作品《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

　　《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他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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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字的由来

　　“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是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明显：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

　　史景迁的背景很有趣，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研究中国。事实上在他23岁去美国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汉语，也不了解中国。1936年，史景迁在伦敦郊区出生，在剑桥大学毕业后，他成为耶鲁大学的交换生。去美国前，史景迁把自己想学的东西都写了下来，这其中有一个名词，就是“中国”。

　　“大概在6岁时，我看到家里有关中国艺术史的书籍和画册，其中的中国笔墨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讲到从何时开始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史景迁笑着说。

　　史景迁说：“从耶鲁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我的导师芮玛丽建议，如果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有所成就，最好到澳洲找明清史专家房兆楹请教，后来我到堪培拉国立澳洲大学拜房兆楹为师。”

　　房兆楹先生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史专家，研究领域侧重于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60年代，房兆楹曾在澳大利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5年，史景迁以一篇题为《曹寅与康熙皇帝》的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为了写这篇论文，他对康熙和18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史景迁在1966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同名著作《曹寅与康熙》，该书勾勒的情节始于曹寅祖父所处的满人巩固天下时期，迄至乾隆时期曹寅孙子的时代。有鉴于曹寅是满人统治者的包衣奴仆，他们的故事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与表现的变易，本书研究的历史背景正是清朝本身，尽管所触及的范围不能期望可以尽诉满人统治头一百年的种种变迁，但至少可以呈现它缤纷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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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景迁夫妇同为房兆楹的学生

　　金安平是美籍华人，亦是史景迁的夫人，早年是数学系毕业，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中国思想的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金安平和史景迁曾在不同时期受教于同一位老师，那便是房兆楹先生。

　　“景迁早期曾受到房先生的指点。后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时候，房先生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讲课，也给了我很多指导。”金安平在活动现场回忆说，“或许正是和景迁之间有这个缘分，最终走到了一起。”

　　金安平还分享了史景迁的许多写作趣事，“他整理资料、阅读的过程都在书房，到了吃饭的时间会下楼，如果在资料中发现了某些之前从未发现的知识时会非常兴奋，睁大眼睛跟我讲英文来表达惊喜。”

　　“但景迁在写作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电话一响他就会特别不高兴，常常是自己在书房里写作，完全忘记时间，饭做好了，八点九点也不会下来吃。”金安平用并不流利的中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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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康熙深有共鸣

　　金安平说，史景迁曾经告诉她为何自己对康熙深有共鸣，原因就在于之前在翻阅康熙御批真迹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说在翻阅康熙御批真迹的时候发现，原来康熙也是在成人后才学汉语的，接下来就看到康熙把‘密’字写成了蜜蜂的‘蜜’。”金安平的讲述引起现场观众一阵笑声。

　　史景迁说：“我和康熙都是成年后开始学汉语，又都是为了看懂奏折内容而开始学汉语，对此，我与康熙深有共鸣。康熙的母语是满文，因为长大后才学习汉语，所以看他的朱批奏折，我发现他的书法非常清晰，运笔缓慢，不同于草书，这对于一个外国学者来说帮助很大。”

　　都是成年后学习汉语，史景迁颇能感同身受，或许是这个缘由，他在现场不止一次表示最喜欢康熙。

　　在谈到历史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时，史景迁在活动现场说道：“一些陈词滥调、老生常谈的话题，往往能挖掘出新东西。例如像清朝初年，不同阶层对待清政府的态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很多不同观点，往往能从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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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培凯亲自参与校正

　　这次出版的中文新译本作品主编之一的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

　　另一位主编鄢秀博士谈到了翻译“西方书写中国史”的问题：“首先，历史类书籍的资料是浩如烟海的，译者必须有足够的文史功底；其次，史先生的文笔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与很多翻译类教材的直白有很大不同，稍不注意就会理解错，甚至刚好理解成相反的意思，过去的译本就有很多错误，这次出版的新译本校正了很多错误，准确度大大提高了；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因为一些资料是史先生看到的中国第一手原始资料，写的时候翻译成英文，后来译者把它再翻译回来，如果照着英文字面翻译会造成错误，不能按照字面翻译，我们校译都要核实原始资料。”

　　看中文译本有什么意义呢？鄢秀博士给出了答案，“除了给不懂英文的人看这个书以外，看译本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翻译时，根据原文看了一些原始的资料，这样读者看译本的时候又可以享受第一手资料写出来的感觉。”

　　渤海早报记者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