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诗派：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明朝遗民群体

《申涵光与河朔诗派》，李世琦著，三联书店2013年第一版，39.00元

　　此书以河朔诗派作为切入点，还原了清初江北遗民活动的历史场景，以及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抗争。诗人们的心态复杂而矛盾。

　　河朔诗派产生于清初直隶广平府(今河北省永年县)，因位于黄河之北，古称河朔。诗派开创者及领袖申涵光及其成员大多出身于明末的仕宦家庭，遭遇明清易代之变，国破家亡，尽管各自的政治选择不同，但在文学创作上均师法陶、杜，作品中透着“灵魂的隐痛和苦思”，被当时和后世视为遗民诗人。李世琦先生的学术研究兼跨文史，他的新作《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以下简称《申涵光》)除却具有填补清代文学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之外，更应该受到关注的是他借镜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对河朔诗派——这一个明遗民群体的描摹。

　　“遗民”系中国历史非常独特的现象。朝代鼎革之际，一些人为了表达对故国旧君的忠诚和眷恋，选择以自我放逐或反对的方式对待新朝，这样的举措和人群便被视为“遗民”。它涉及传统士大夫对君王的“忠”与“信”，成为士人崇尚的气节和道德理念。有关明遗民的出处及抉择，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大多数研究着眼于江南士人，对江北士人着墨较淡，尤其是畿辅地区士人所抱的立场、心态及其进退选择，均有尚待补足的空白。《申涵光》以河朔诗派作为切入点，还原了清初江北遗民活动的历史场景，以及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抗争。诗人们的心态复杂而矛盾。一面是申涵光用了12年的时间去摆脱清朝赋予他的生员身份，另一面是他支持两个弟弟北上应举，进入新朝廷的格局当中；向顺治帝为殉明的父亲申佳胤申请“褒恤”荣誉的行为本身，即包含着对新王朝的认同与接纳，其矛盾心态和做法，与江南士人跟清朝拉锯对抗之中的表现是一致的。河朔诗派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地域文化的丰富样本，也将视角延展至被忽略的不知名的遗民群体。

　　由诗入史，通过发掘和分析河朔诗派的作品来呈现其生活、交游，进而呈现其思想与政治文化的选择，从诗作中再现清初社会风貌，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申涵光》无疑具备了新文化史学的视野和特征。与传统史学相比，新文化史学在史料处理和解释模式上有很大的转变，它注重史料的开拓，特别是文学资料，其特征表现为史料的文本化。诗乃诗人兴起之作，乃片段之记忆、意象之连缀，语言和场景都是零碎的，怎样“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从零碎的语言和场景中抽取有用的历史信息加以诠释和利用，常常体现研究者的理论、方法及所持的历史观。在书中，河朔诗派的作品已不单纯是当时诗歌创作的再现，而是成为史料，被作为承载文化和历史记忆的文本表述来解读。

　　顾炎武《亭林诗集》中录有一首《雨中送申公子涵光》：

　　十载相逢汾一曲，新诗历落鸣寒玉。悬瓮山前百道泉，台骀祠下千章木。登车冲雨马频嘶，似惜连钱锦障泥。并州城外无行客，且共刘琨听夜鸡。

　　由诗中看来，顾炎武与申涵光十年后在太原重逢，他们在城外冒雨纵马狂欢，彼此以祖狄、刘琨光复中原相勉励。而在传世的申涵光诗文集中并没有他与顾炎武交往的记载，也许是其后人顾忌到顾炎武激烈鲜明的反清态度，整理文集时有所删隐。(《申涵光》，97页)这段被掩埋的历史记忆在世琦先生抽丝剥茧的解读下得以完整重现。这种爬梳史料、拼接“缺失”的耐心与敏锐令人油然起敬。

　　对于文本史料的分析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在寻找深伏在底层的历史线索时，很容易迷失在它所描述的表层现实生活，诸如秀美山川，闲逸生活。当一首诗被抽离作者所处的历史境遇，它可能只是一件唯美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结果(文本)，而方方面面制约它的政治、社会因素或是偶然性因素，如情感和个性作用——即文本产生的过程——是潜藏不见的。另一种危险则在于陷入纯粹的文学批评和个人感知，以过度的主观阐释代替理性的客观分析，最终很难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因而，文本与史籍记载相结合，文本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便成为研究河朔诗派所必要和必须的方法，书中呈现的正是如此完美的结合。

　　中国历史写作素有叙事传统，19世纪末，西方史学注重理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开始影响中国，行文中逐渐放弃了叙事，采用分析的方式来组织写作。新文化史学所采用的“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是对叙事传统的回归。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分析，而是把人物置于环境中，围绕一个问题、一个中心，对与之关联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尤其关注在共同机制下，对不同的事件和人物造成的千丝万缕的差异性。新文化史学叙事的焦点不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不再是重要事件，而是普通民众的经历和日常生活。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使聚光灯外面目模糊的普通人群进入研究视野，他们看似平淡无奇的一生也曾历经坎坷曲折甚或惊涛骇浪。

　　于是，我们看到书中将河朔诗派放置到历史和地域环境中，紧紧围绕诗人们的创作以及与朝野内外士人的交流活动，厘清这个群体与清初政治和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由文化现象深入社会现实，其润物无声式的介入与熔融提供了成功的研究范式。于是，我们看到几近被人遗忘的江北遗民群体在出世或归隐之间徘徊挣扎，他们的许多诗作与其说是个人心绪的私人表达，莫如说是国族命运的历史书写。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小历史”，看似局于一隅的地域文化，对理解明清兴亡交替的“大历史”，不仅助益匪浅，且真实可触。

　　最后，感谢世琦先生简洁精练的叙事风格所带来的丝滑无缝的阅读愉悦，它是这个雾霾蔽日的冬天仅存不多的新鲜与清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