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提升文化开放度”是必然趋势

　　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政府通过法律制度承担责任和义务。规范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们对文化创作与生产要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创作还在萌芽阶段，就用泛意识形态化的标准衡量，创作伊始就顾虑“这个题材太敏感，某个情节有问题，那种讲法不安全”，不可能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品。

　　金融支持文化不能总用政策盯着金融单位对文化的扶持，而是靠文化项目本身的吸引力来主动吸引各类金融工具积极进入，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已就文化体制改革作了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再谈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并允许各种资本进入文化企业，是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过去改革多在文艺院团整合上做文章，今后将更加注重文化企业机制转型，比如“重要国有传媒企业特殊管理股制度”，意味着既要掌握舆论导向，又要让经营理念更为开放。

　　十八届三中全会“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与十七届六中全会“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提法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公平竞争”的鼓励更为突出，对各类社会资本积极进入文化领域，推动文化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导向更为明确。

　　“提升文化开放度”是文化双向流通的必然趋势，过去我们侧重于引进优秀海外文化产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化逆差”现象。提升文化开放度，意味着未来中国文化的输出和国际化将会出现大的提速，文化输出规模加大，演艺、影视、新媒体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将会增多。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内企业与海外文化集团的合作，新媒体比如网络游戏等着眼于海外市场，都将推动文化产品对外输出速度。

　　上海文化消费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海外演出先到上海试水，成功了才推向全国其他地区。上海是试金石，这是文化市场相对规范和成熟健康的标志。上海自贸区把上海文化体制改革带入更为急速的快车道，自贸区取消了外资演出经纪机构的股比限制，允许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设立，不仅意味着国外优秀剧目更多地进入上海市场，还会全方位带动国内演艺运作模式成熟。自贸区关于文化实施细则应该加快出台，通过机制改革，自贸区的文化企业能做得更好。细则出台后，文化以市场为主导，有好的趋向和制度建设，上海将形成文化娱乐产业的高地，并对全国形成辐射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于文化建设职能转变，不能仅仅看这次《决定》中关于文化政策部分的表述，全会整体精神同样适用于文化领域。“市场决定性作用”，阐明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决定》在文化企事业管理上，约束政府对产业运营的参与，更突出市场的作用。接下来的上海文化建设，尤其要强调发挥社会组织，企业和机构的作用，引入更多竞争主体。

　　我们的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发育还很不健全，生存空间狭小，在观念上还不能够被社会普遍接受，比如目前各类文化基金还不多，相关法规还不健全。英国有“一臂之距”原则，中央政府部门在其与接受拨款的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之间，设立一级作为中介的非政府公共机构，负责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文化拨款的具体分配、协助政府制定并具体实施政策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机构，来负责贯彻涉及本领域的文化政策和分配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拨款，类似机构有三十四个之多。政府适当放权后，就会形成管文化而不是办文化的格局。

　　这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而是由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政府通过法律制度承担责任和义务。规范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国外，文化非营利机构有着巨大能量，运营模式也相当多。去年上半年，英国创意产业委员会主席访沪，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国字头的机构竟然是一个民间机构。在中国，创业产业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肯定是政府办的。我们应该转换思路，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从政府到社会组织的转换过程艰难，就畏缩不去做。不尽快实现文化运营主体转变，发展将难以为继。政府必须意识到，许多文化人才、艺术高手在民间，他们做得或许更专业。

　　美国百老汇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也是节目制作老牌企业，它在经商的同时还注册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后者有资格得到社会捐赠和扶持，把一些萌芽项目放在非营利机构进行培育，等它成熟了，再放入商演体系，这一过程有完整的产业培养链、非常好的利益分割，绝不是打着非营利的幌子赚钱。在纽约，文化项目资助，规定政府资助的金额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同时必须有社会资本进入，为的就是不养懒人，不靠补贴吃饭。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上海文化消费量全国第一，既然有那么好的市场，为什么没有更多更好的原创、没有更多的大师产生。美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教授理查·弗罗里达提出，创意产业有3T，即包容、技术、人才。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文化机构相对单一，差异化少，这是上海存在的短板。为什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独领风骚，因为当时有相对成熟的文化市场，比较开放的国际文化交流加上多元的文化空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文化人来这里发展。

　　包容，必须以文化空间的差异、多元化为前提。上海能接受各地文化，但包容的空间可能还不够。所有的创作活动，归根结底靠人，尤其是年轻人。上海的文化艺术院校数目不够多，不要说与伦敦、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比较，就是与北京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几年上海文化团体不断在合并，文艺出版集团和世纪出版集团重组为新的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合并为上海话剧中心……合并之后，集团实力增强了，可是人才腾跃挪移的空间却少了。他在一个地方干得不开心，想换一换环境，没有第二选择，只能去外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流失。没有人，作品从何谈起？

　　我们对文化创作与生产要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创作还在萌芽阶段，就用泛意识形态化的标准衡量，创作伊始就顾虑“这个题材太敏感，某个情节有问题，那种讲法不安全”，不可能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品。

　　这些年，在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和机制创新层面，上海有不少新探索，如大剧院艺术中心模式，上海交响乐团理事会模式等。未来要强化用人机制的改革。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文化企业的领头人，有时起决定性影响。制度可以模仿，理事会章程搬过来，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用，但是人无法复制。仅仅用“选干部”眼光考量文化经营人才，是否合适，值得探讨。香港西九龙文化区CEO迈克尔·林奇包括他的经营团队，都是全球招聘，能调配上百亿港币资金、四十公顷土地规划发展。他曾经是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行政总监，解决了悉尼歌剧院未来五十年的资金需求，在伦敦南岸中心他负责机构改革和新艺术文化项目，把南岸中心重建成世界级文化机构。他的运作能力和人脉资源，是一个香港政府公务员无法企及的。因此，西九龙目前刚完成第一阶段规划，还是一片空地，已经引起全球文化界关注。文化团体也需要找到最有能力的运营人才，加之政府有效监管，改革才能落到实地。

　　另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当年在全国属于首创，现在已经形成完善的文化资助模式。不过我们注意到，这次全会有了“文化经济政策”的提法，立足点比以前高了。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有法定的比例，文化投入却没有具体规定，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领导重视了，投入就多；财政紧张时，文化艺术的支持经费就会被砍掉。要避免这类现象，我们应该尝试建立规范的制度，确保文化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值以及多方支持文化的制度性建设和全社会支持文化艺术的风气。比如英国国家彩票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用于文化艺术体育教育慈善等公共事业，在我们国家，彩票用于慈善居多。国外有完善的捐赠法，私人、机构、企业向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捐赠，可以一定比例的免税。我们需要时间去想清楚如何借鉴这些经验。金融支持文化不能总用政策盯着金融单位对文化的扶持，而是靠文化项目本身的吸引力来主动吸引各类金融工具积极进入，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本文作者黄昌勇，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大都市文化观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