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田汉曾化名写文章攻击鲁迅

　　“四条汉子”一语出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位”是沈端先（夏衍）和阳翰笙。

　　这里再介绍一点史料：1930年3月2日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议，出席者有鲁迅、冯雪峰、夏衍、阳翰笙等四十余人，会上选举的七人常务委员中有夏衍、鲁迅、田汉（据《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来茅盾、周扬相继从日本回国，也参加左联并担任领导工作。列出上述名单，主要说明鲁迅与所谓“四条汉子”，还有“答徐懋庸”文的拟稿者冯雪峰，都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撰“答徐懋庸”文时鲁迅已病重，文章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同志之间，对某些人和事有不同看法，产生分歧乃至争论，原是很正常的。“答徐懋庸”一文，看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所以会有诸如“四条汉子”等流露不满情绪的用语。鲁迅当时肯定意想不到，3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四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而遭到批斗，“四条汉子”也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重大历史“罪证”。“文革”结束，落实政策，这顶不伦不类、没有确定含义的“汉子”帽子，自当冰消瓦解了。但是对那段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还是希望能了解事情的原委，尤其趁几位当事人还在。

　　为此，1977年5月18日上午，鲍昌与我拜访了夏衍先生。

　　我们先在对外友协机关转了介绍信，便直接赴南竹竿胡同夏衍家中。进入院子，看到正面一间屋里走出一位矮小瘦弱的老者，拿着一个奶锅，往地沟去倒水；因批斗时受到伤害，走路时腿脚不便。鲍昌低声告我“就是他”。我们上前说明来意，夏衍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事让我怎么说？”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古稀老人发自内心的自我感叹，并没有影响他稍后平静坦然地回首往事。

　　夏衍首先讲述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史实：“阳翰笙认识李富春，左联的宗旨、目的，都是李富春同志对他说的。”1929年冬，左联筹备时，在内山书店斜对过公啡咖啡馆开一个会，有12人参加，都是党员。“研究差不多了，才派我和冯乃超跟鲁迅联系，把成立的宗旨告诉鲁迅，并告诉他党中央同意。冯乃超还解释了过去与鲁迅之间有些误会。鲁迅当时欣然同意，说那很好，我赞成。在具体问题上，当时发起人没有郁达夫，鲁迅提出要把他加进去。鲁迅风趣地说，郁达夫是你们创造社的人么，你们怎么不把他放进去。”左联成立大会是在窦乐安路（现多伦路）中国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开的，挤满了人。那时鲁迅还住在东横浜路景云里，距中国艺术大学只有几分钟路程，是柔石、冯雪峰去陪鲁迅来的。“这个会，党中央没有派别的干部参加，就是潘汉年。当时白色恐怖已很严重。会议是秘密的。动员了中华艺社的几个学生，在门口望风。会议时间不长，一个半钟点吧。鲁迅的讲话，当时占主要地位。”“讲话”即《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二心集》。

　　接着，夏衍就讲到“答徐懋庸”一文所说的“谈话”事件了：“鲁迅文章中说的一个名人去约他，这个‘名人’就是我，是我去约的。周扬说要与鲁迅见见面，好久没有谈谈左联工作了。我也不知道别人还去，以为只是周扬同我去。我约好了，结果去了四个人。鲁迅起先态度挺好，见到田汉就生气了。他说，没有预先约好的地方我不去。内山说就在我这里吧。”原先约在内山书店见面，但没有商定谈话地点。夏衍说，鲁迅生气，是他最反对张牙舞爪、夸夸其谈的作风，田汉就有这个作风。加上田汉化名写文章攻击过鲁迅（笔者按，当指田汉1934年8月31日署名绍伯发表的文章《调和》）。既然内山这么说了，谈话就在书店进行。开始气氛很正常，后来田汉说胡风不可靠，拿中山文化教育馆（孙科的背景）的钱。鲁迅不信，问你听谁讲的，田汉说听穆木天讲的。鲁迅说你听叛徒的，就此生气，不欢而散。（笔者按，穆木天系左联成员，1934年被捕，有发表“宣言”转向的消息，故鲁迅文章中称其为“转向者”。）这就是夏衍所述《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关于“四条汉子”事的背景故事。

　　那天夏衍还讲到了“左联五烈士”，令人动容。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当权，很多党员反对，要开个会。柔石、冯铿约夏衍、阳翰笙晚上去东方饭店参加这个会。夏衍打算出席，但阳翰笙说中央的决议反对不大好，他说不去，夏衍也就不去了。过两天报上登了开会的同志被捕的消息，夏衍等就隐蔽了。2月7日深夜，包括左联五成员在内的24人在龙华惨遭杀害。如果那天夏衍去了，那就可能就是“左联六烈士”了。

　　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文人，也是要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的！夏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