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人们说我是作家 我还是喜欢记者这个头衔

　　我手里有两幅萧乾的题词，珍藏了整整20年。有时候，我把它拿出来欣赏良久，回忆当年拜见萧老，亲聆他教诲的难忘一幕。

　　萧乾，原名萧秉乾，蒙古族，1910年生于北京，我国著名文化名人，作家、文学翻译家和资深记者。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9年至194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并兼任《大公报》特派记者；1942年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文系研究生；1944年，他以《大公报》战地记者身份，亲临二次大战欧洲战场采访，于1946年回国。他是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就凭萧乾是蒙古族著名人物，凭他是二战时期在欧洲战场上采访的唯一一名东方记者，哪一条也足以让我对他仰慕已久。

　　一

　　那是1994年11月中下旬，我和我的同行、内蒙古日报社资深记者巴拉吉尼玛出差去北京。有一天，老巴兴奋地告诉我说，他联系上萧乾先生了，约我一起去采访。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一天下午，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复兴门外一居民楼，敲开了萧老的家门。

　　门开了，一个低矮、敦实的老者站在我们面前。因为过去看到过他照片，所以一眼认出他就是萧乾先生。萧老穿着暗绿色毛衣，外边套着一件羽绒服坎肩儿，圆圆胖胖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意。老人已经84岁高龄，虽已银发皓首，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全然不像一个耄耋之期的长者。

　　我们见了面，赶紧自报家门。老人满面笑容地说：“稀客，稀客，欢迎，欢迎！”一面招呼保姆给我们沏茶倒水，一面连声朝里屋喊：“内蒙古家乡来客人了！”把夫人文洁若喊出来和我们见面。我们坐定以后，环视屋内发现，摆设十分简陋而陈旧，第一个印象就是书多且有些零乱，无论是在走廊、客厅，还是书房，到处是书，茶几上、沙发上、窗台上，甚至连暖气包上都躺着厚薄不一，文字各异的各种书籍。

　　寒暄几句后，我们把一枚镀金的成吉思汗纪念币作为见面礼赠送给萧老，他特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连声说：“谢谢！谢谢！”欠身接过去端详良久后，说：“这可是我们祖先的宝像啊！”然后便恭恭敬敬地将纪念币放进书橱最上边的格里。萧老说：“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记得小时候每年过年时，家家都祭祖。我们祖先的牌位是供在屋角一块布满尘埃的木板上，平时用黄布包着。祭的时候，堂兄站在小凳子上，恭恭敬敬地揭开黄布，把祖先的牌位请下来，上面雕的是头戴大皮帽子像牧人又像猎人模样的肖像。另外还有一个小本子，里边曲里拐弯地写着蒙古文，那大概是家谱。可惜我不懂蒙古文。后来家道中落，家谱也没了。旧社会民族歧视，我也不敢公开我民族成分，直到解放后才恢复我的民族。但蒙古那么大片地方，我甚至不晓得我的祖先是西部大戈壁的牧民，还是东部大兴安岭的猎户。我大概希望他们是猎户，常冥想着他们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翻毛皮坎肩，背着枪，在遮天盖地的原始森林里追逐野兽。所以，别人问起我的祖先是什么地方，我顺口回答是大兴安岭。最近有人考证出我的祖籍是锡林郭勒盟，应该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后裔萧德氏。”

　　二

　　萧老还深情地回忆起先后3次到内蒙古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930年，到过卓资山，时间很短，感受不深。第二次，是1934年，当时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4年级的他，利用暑假，沿着平绥（北平——归绥）铁路，路经张家口、大同、集宁，然后到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还有包头，一路耳闻目睹国运衰败，民不聊生的景象，根据所见所闻，写了篇文章，题目叫《平绥琐记》，刊登在当时北平《国闻周报》上（注：此文后收入《人生采访》时标题改名为《平绥道上》）。第三次是解放以后了，1956年，他以蒙古族作家的身份参加中国作协和美协联合访问团，和诗人艾青、画家吴作人等，先后到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住过蒙古包，吃过手把肉，听过蒙古族姑娘站在羊群旁边唱起那悠扬的蒙古长调歌曲，“那个歌儿可真好听啊，高亢嘹亮，婉转动听，都唱到云层里面去了。”萧老回忆说。后来，访问团分开活动，他独自一人住进了锡林浩特市伊力利特人民公社的蒙古包里，和牧民吃住在一起。这一次下去采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万里赶羊》《时代在草原上飞跃》和《草原即景》等赞美草原新气象、新生活的散文、特写，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三

　　在离开北京的头一天下午，我们再一次去萧老家向他辞行，他又和我们唠起家常，关切地询问内蒙古的情况。他不无遗憾地说：“我这个蒙古人啊，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对内蒙古了解甚少，为自己民族做的事更少。但是，我还是爱自己民族的，我作为这么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萧老应我们的要求，欣然命笔，写下了“热切问候我的内蒙乡亲们”几个字，以表达他蕴藏心底的浓浓乡思乡恋和美好祝愿。

　　萧乾说：“现在人们说我是什么‘作家’呀、‘文学家’呀、‘翻译家’呀的，给我戴上了很多‘桂冠’，其实我只是个老报人，现在叫做记者。我还是喜欢记者这个头衔，我本来就是记者出身嘛，在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一出校门就当了天津《大公报》记者，在抗战时期，就是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奔走于大江南北之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又以一个中国记者的身份，在硝烟弥漫、枪林弹雨之中，驰骋欧陆战场，向国内报道欧战的最新信息，写下大量通讯与散文。”

　　萧老说，记者这个职业好，接触社会，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提升自己。一个对人性、对现实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如果有来生，他仍然选择当记者。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深受启发。我壮了壮胆子，请求萧老给我题几个字。“可以可以，咱是同行嘛！”萧老说着，铺开一张纸，写下了：“人生就是一次采访”几个字。

　　1999年2月10日，89岁高龄的萧乾与世长辞。他84岁那年给我们题的词，距今整整20年了，今天，我写此短文以示纪念。□文/图  岱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