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贴着地面行走，文学才有生命

　　如今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作家如何面向现实？省作协近日联合各市作协及南京大学文学院等单位陆续举办了苏北、苏中、苏南基层作家的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当下多元社会对作家构成了多重挑战与考验，作家只有勇敢投入生活，才能获取创作动力，并进行富有价值的文化审美。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归纳说，“贴着地面行走，文学才有生命力。”

　　到哪里去寻找乡愁

　　宿迁作家王清平长期以创作官场小说为主，被文学界誉为中国官场小说“三大掌门人”之一。如今，他把视角转向平民，刚刚推出的长篇小说《麦田云雀》取材于他亲身经历的苏北农村生活，展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农村尤其是洪泽湖北岸农村的历史风貌，描绘了那个时代农村、农民的世俗百态和冷暖人生。

　　如今，“乡愁”是一个高频词，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乡愁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被破坏殆尽。打开《麦田云雀》，发现小说写的是历史，却处处观照着现实。王清平说，“去年回老家，突然发现儿时的农村记忆，已经变成了眼前的一片片废墟，数百个村庄已完全被拆除。”这些都给了他极大的触动，他同时在思考一个问题：农民住进了鸽子笼一般的楼房，远离了村邻和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他们往何处去？到哪里去寻找乡愁？

　　王清平说，“关注现实，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基层作家，王清平有很多农民朋友，他经常与农民们聊天，体验他们的酸甜苦辣，思考着农村的发展方向。“现代社会从根本上消解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村空心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王清平笔下充满了悲悯和深情，还有不懈的追问。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帆认为，“这部小说在一个商业、消费的时代，审视乡村的发展变迁和权力结构，这种关注现实的角度可以给我们留下多重思考。”

　　我们为何丢了记忆

　　如东作家刘剑波继广受好评的《姥娘》之后，最近又推出新作《消失》，是一部聚焦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患者的长篇小说。著名评论家汪政认为，“小说关乎社会、民族、国家的记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严肃命题。”

　　刘剑波说，早在创作《姥娘》时，他就开始构思这一部小说，关注生命和死亡，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即“爸爸”，但刘剑波要写的是一群人乃至人类，“迷失和寻找，对应的是死亡和生命，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为全面、深入地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刘剑波去县护理院二三十趟，跟一些患者零距离接触，为了能真正走进人物内心，他甚至还和这些患者一起搭积木。写作过程中，刘剑波经常把自己想象成患者，“面向现实，就是要真正扎进社会生活，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他说。

　　“我还和我形影相随吗？”记忆的消失，对个体来说，当然是一个痛苦的事，而对一代人、一个民族来说，失忆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刘剑波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为何丢了记忆？在如今这个社会，我们很少问，我在哪儿？我去何处？现代人应该停下脚步，好好看看自己。关注自己的存在，考虑一下如何安放自己，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让物质去等等灵魂

　　南京作家余一鸣是南京外国语学校一名语文教师，近年来在文学创作上风生水起，《不二》等小说赢得广泛赞誉，最近推出的《种桃种李种春风》更广获好评。余一鸣出生在南京高淳农村，他的小说来源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更来源于他对社会、时代的深入思考。

　　近年来，余一鸣不少小说聚焦的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群体，那就是“土豪”。这是一群先富起来的人，包括了包工头、船老板、养殖大户等等，但这些人在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同时，精神上却还是处在极其贫穷的状态，转型期的“社会病”在他们身上集中爆发，其中掺杂着社会分化、贫富不均、公平缺失乃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纠葛。在余一鸣笔下，这些“土豪”身上自尊与自卑、低调与张扬、麻木与挣扎交织在一起，“如何让他们在物质上富裕的同时，精神和灵魂也能同时富裕起来，让物质等等灵魂”，在写作中，余一鸣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作家关注现实，一方面来源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更要投入生活。在近期的创作中，余一鸣把目光投向了他熟悉的教育领域，《种桃种李种春风》反映教育资源不公、教育功利化的现状，以及畸形教育观挤压下人性的异变。余一鸣说，“贴着地面行走，当然不是说作家复制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超越现实，最根本的目的是进行文化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