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教授：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已不会有当初的影响

　　郑体武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几代人

　　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这些俄罗斯文学史上闪耀的名字，至今光芒不减。不朽的篇章和诗句，是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新一代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热情，已不及当年，但这并不会减弱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曾产生的影响，通过邮件，记者采访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郑体武。他平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工作。采访中，郑体武追忆当年俄语文学热情似火的年代，也提及当下俄语文学热情衰退的缘由。而更多的，则是讲起他对俄语文学的认知，以及翻译中遇到的种种趣事。

　　郑体武著有《俄罗斯文学简史》等著作，主编了《俄国文学名著便览》等丛书。

　　忆辉煌

　　俄罗斯文学影响几代人

　　记者：《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到如今也常常被拿来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作品、这些作家被国内读者所熟知？

　　郑体武：这是历史问题，简单地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被我国尊称为“老大哥”。那个年代，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同时，俄罗斯古典文学，尤其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同样在中国受到重视。一大批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作品也借着这个契机被翻译到了国内。从新中国成立到之后的17年中，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呈现出几种特点。首先是学习俄罗斯文学蔚然成风。其次是翻译出版的品种多、印数大。据我所知，仅托尔斯泰的作品，十几年中就出版了35种，共计170万册以上，再有就是译者学者化。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曾在莫斯科大学进修，当年俄罗斯文学界是怎样一种状态？

　　郑体武：当年在莫斯科，只要你走进地铁，几乎百分百的人都在读书看报，爱读书是蔚然成风的，家庭人均阅读量、藏书量都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1990年代以后，俄罗斯已经不是最喜欢阅读的国家了。国家领导人也很忧虑，国民是否喜欢阅读、阅读兴趣在哪，能看出整个国家国民的精神风貌，能表现出创作力后劲足不足。不喜欢阅读的人能有多大的创造力呢？从最喜欢阅读的国家这个位置掉下来，俄罗斯各界也在议论。现在的俄罗斯跟苏联时期不能比了，人文萎缩是全球性现象。

　　记者：但谈起当下的俄罗斯文学，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则显得相对陌生。

　　郑体武：很多人谈起这个问题。俄罗斯文学对几代人影响都特别大，但不是在当代。自198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拉美文学，随之而来的是一股东欧旋风，包括米兰·昆德拉，这也契合了当今中国文坛思想界的需要。

　　我小时候读很多俄苏文学，当然我们这一代人是生长在精神文化饥渴的年代，只有这些作品可以读，不像现在的青年，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大。俄罗斯文学，比如“白银时代”（指1890年~1921年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已经不可能有当初的影响了。如果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引进，影响也许会更大一些。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跌入低谷。还有，“白银时代”作家的特点是，精神很丰富，文化底蕴很深厚，都需要坐在书斋里仔细琢磨，都不是快餐，随便读读就能消化的。

　　谈翻译

　　就像对女人表达爱一样

　　记者：您翻译了不少俄语诗歌，出版过《勃洛克叶赛宁诗选》、《俄国现代派诗选》等翻译作品。对诗的翻译，历来有个争议，是忠实于原作内容还是意境？您翻译时是如何考量的？

　　郑体武：我在翻译诗歌的时候，不可能每首都满意，有妙手偶得的时候，但不是很多。

　　在俄语诗翻译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像《十二个》里面，妓女卡其卡和大兵瓦列卡两人勾勾搭搭，打情骂俏，在三套马车上，一边跑，一边说话。叙事的节奏，和诗歌音韵的节奏高度吻合。我翻了这首诗，但始终不是很满意，找不到那种节奏的吻合。

　　还有古米廖夫的一首诗，我能背下这首诗有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翻。不是不能翻，是翻译出来会丢掉很多东西，所以我不翻。这首诗描绘一位船长在面对临时暴乱时，指挥若定。诗里说，他从腰间拔出手枪，但我总觉得直接用“拔出手枪”，没有体现那种动感，应该是“哗啦啦从腰间抽出驳壳枪”。再者，因为过去的船长穿着船长服，镶有金饰，他一举起枪来，金穗迎风飘摆的英姿，我也翻译不出来。那时候埃及一个港口城市盛产水手服、船长服，那个地名和物品名连到一起，再加上一个形容词，“玫瑰色的”，就能构成“哗啦啦”的感觉，那我要是翻译成从“埃及布拉班产的那个船长服”，就没那个意思了，所以我索性不翻。可见翻译诗有时候真的很难做到内容和意境兼顾。

　　记者：有一种说法：诗歌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郑体武：这不是说诗歌是不可翻的。有时翻译却也很容易，随便对上就是诗，不用太多加工。勃洛克的诗《关于死》，是一首白诗，不讲究押韵，和散文诗差不多，但是分行。最后一段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心啊，你做我的向导吧/面带微笑去追踪死亡/你自己也会疲倦，也会无法忍受/我所过的如此愉快的生活的/……当白昼的炎热扰乱希望和憧憬/我愿在这世界上听那呼啸的风。”我未做大的加工，非常喜欢这一段。

　　我赞成翻译是可行的。这是事实，不用去论述。至于一些地方的表达，是技术性的问题。应该在翻译技术领域里讨论。翻译，或者是一个国家文学的引入，就像你对女人表达爱一样，必须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进行。

　　论经典

　　研究俄罗斯文学绕不开普希金

　　记者：回到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上来，您曾说研究俄罗斯文学绕不开普希金。

　　郑体武：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简单地说，普希金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是现实主义奠基人。我曾对我的学生说：“一个跟文学有渊源的人必须是有文学想象的人。”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一种思想者的形象，如奥涅金等，后世之所以把普希金作为黄金时代的起点，与他不屈的精神也有关。他的思想与诗作，引起沙皇俄国统治者的不满和仇恨，他曾两度被流放，始终不肯屈服，最终在沙皇政府的阴谋策划下与人决斗而死，年仅37岁。

　　记者：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近三十年间，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被称作“白银时代”，您也曾出版过《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以及《白银时代俄国文丛》等著作，您怎么看待这一时期的俄语文学？

　　郑体武：白银时代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诗人，狭义地说就是现代派诗歌。其实这个时期，文坛上不仅仅只有现代派诗歌，还有传统派的诗歌，比如蒲宁他们。这个时期还有无产阶级文学，还有以叶赛宁为代表的新农民诗派。所以，首先要清楚，在那个时期，俄罗斯文坛和苏联文坛，不是只有白银时代诗人或者现代派诗歌。但那个时期主要的文学成就还是现代派，其中现代派里又包括象征派、未来派和阿克梅派等，未来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本身就含有打破旧世界、否定过去的意义，它本身就含有革命性，很容易拥护、接受革命，所以会出现现代派的代表人物马雅可夫斯基。

　　记者：现在俄罗斯文坛有哪些热门作家？

　　郑体武：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维克多·佩列文的小说《夏伯阳与虚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时，我正好在莫斯科，当时俄罗斯有两个人被提名，一个是诗人阿福玛杜琳娜，一个是小说家佩列文。佩列文是非常热门的作者，他的书曾经在电视上打广告，我并不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可他很红，很有名。事实上，当代俄罗斯文坛还是有一大批作家很有才华的。 　　文/本报记者李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