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出身"诗礼仁宦"之家 是元朝宗室后裔

　　3月21日晚,一场题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讲座,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邵逸夫科学馆报告厅举行,主讲人艾恺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他个头不高,一头白发,因患感冒,讲座中不时咳嗽,但这并未影响在场观众对他所讲内容的兴趣。

　　“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梁漱溟先生不是一个只身在书房中奋斗的人。他不是去书写自己的理想,而是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艾恺说。

　　家传——

　　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世纪70年代起,艾恺开始研究梁漱溟,并由此走上了汉学研究道路,有“梁漱溟研究第一人”之称。

　　艾恺看梁漱溟,目光投向了梁漱溟成长的家庭。他认为,梁漱溟之所以成为梁漱溟,其个性成因离不开父亲梁济的影响。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之家,梁漱溟早年颇受其父梁济的影响。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济打破了旧的传统。

　　19世纪末叶,作为士大夫的父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非常拘谨,有着严格的礼仪和不可改变的规矩。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许多孩子,与父亲谈话的机会屈指可数,对父亲未免敬畏不安。但是梁济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相反,他有意识地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艾恺认为,梁漱溟的行事风格,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当时,能够容忍争论并与孩子进行自由讨论的家长很少见。但梁济支持他们发展不同于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

　　艾恺访问梁漱溟时,梁漱溟清楚地向他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件童年家事:

　　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多处寻问,且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也不喊我来看。他在纸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也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

　　梁济似乎认识到:最严厉的责难与裁判,莫过于内在的良心。从梁济对其子女以及寄养家中晚辈的教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观念的反抗。他提早让孩子独立,也提早带来了他们的责任感。

　　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送其长子焕鼐入馆学习。三年后,他把焕鼐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而商业在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他还把两个孤儿表外甥送到译学馆学习,后又送到英国攻读法律学位。梁济曾为不能亲自出国学习而感到遗憾。他冲破了双重俗见,努力使自己的两个女儿受教育,并且受的是当时的新式教育。

　　梁漱溟的早期教育更是彻底的一反惯例。他6岁开始受家庭教育时,按照传统习惯请来了塾师。但是,他父亲要塾师一开始便教授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当北京第一所西式小学“中西小学堂”开办时,他便送梁漱溟进了这所小学的初级班。

　　由于受的是西式教育,梁漱溟记忆中没有儒家经典背到头痛的经历。“五四”时期,主流的思想采取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立场,但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梁漱溟并未表现出激烈的反抗父权、反抗家庭、反抗传统的文化叛逆意识。在“中”与“西”的两极分化中,梁漱溟反而坚持“中国要保存的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成为了一位文化守成主义者。

　　行动——

　　本着理想去实践

　　在山东大学的讲座上,艾恺引用了梁漱溟的一段话:“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人。”

　　梁漱溟一生著述颇丰,在儒学、佛学、西方哲学、书法等方面深有造诣。艾恺认为,他当之无愧是一个学者,但他不是一个书斋式的人物,他是一个行动派。纵观梁漱溟自己的生命历程,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房间里看书写东西。他一直在书斋之外行动着。他一辈子主要的意义,不是在书写他的理想,而是在实践他的理想。

　　1905年,中国民众发起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11岁的梁漱溟主动上街抵制美货。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马上加入了同盟会,为了要“干革命”。中华民国一成立,他不甘躲在书斋看书报,他要到实地去了解情况。1912年1月份,他跑到南京去当记者,到处去采访,观察社会实际上的情况。此后,他又就职于司法部,任司法部长私人秘书。

　　1916年,梁漱溟写出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成为印度哲学研究的代表作,引起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关注。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24岁的梁漱溟成了北大教师,和胡适、李大钊等人成了同事。

　　有意思的是,到了大学,梁漱溟带去教学的不是学术论著,而是一本自己写的政治宣传册,借此呼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努力,减轻军阀混战对黎民百姓带来的痛苦。

　　他把小册子放在了北大的教员休息室里,辜鸿铭看到了,大为赞赏,胡适看到了,亦赞赏之。两人的文化主张完全不同,却同时赞赏梁漱溟的作品,皆因其观点深刻切合中国当时实际。

　　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即便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也提出行动计划,在他看来“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对局限在小范围的精英活动不感兴趣,他认为,真正的文化不在于保存古典文学或学术,而在于道德体系的实践。

　　守护——

　　一天官都没有当过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梁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

　　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艾恺认为,梁漱溟的父亲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殉道。他的自杀,在表面上是要表示:我忠于传统美德,宁可牺牲自己保全道德上的高尚。与此同时,他又清楚地对子女表达:你们年轻人赞成共和国,那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实践自己的理想,不要光说不做。

　　梁济结束自己的一生,是影响梁漱溟一生事业的关键。梁漱溟毕生主要致力于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的问题。

　　1924年,梁漱溟从北大辞职,彻底离开学术界。之所以辞职,艾恺认为,一是梁漱溟觉得自己一天大学都没上,对佛学的专业术语不够了解,觉得自己没资格当教授；二是他受不了学术界的条条框框,骨子里不想坐在书房里搞研究。

　　走出象牙塔,梁漱溟就是为了去行动。他一离开就行动起来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乃至解决全人类问题的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就是乡村建设。从20世纪20年代到1937年,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主持乡村建设,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措施建立一个以“乡约”和“乡俗”为基础的自治组织。这期间,他虽然写过很多书,不过没有一本纯粹学术性的书,这些都是要解决问题而提出方案的作品,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

　　在战乱的炮火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没有成功。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梁漱溟又有了新的行动方案。他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他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在1937年到1947年这十年,他忙着调和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对立的冲突,为避免内战的爆发奔走呼吁。

　　梁漱溟和毛泽东原本是老朋友,他曾去延安和毛泽东讨论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毛泽东邀请梁漱溟回北京任职,梁漱溟回答:“我留在外面不是很好吗?”艾恺回忆,梁漱溟曾多次得意地对他说:“我一辈子一天的官都没有当过。”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梁漱溟遭到政治批判。因言获罪,这个人物一度久久被忽视。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漱溟仍然著文、演讲,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1985年11月份,在中国文化书院的梁漱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90多岁高龄的他,用很大的声音强调:“我不赞成我是一个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辈子就是拼命干的!”□　本报记者　卞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