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秘书长:"文革"中影射史学践踏历史学术尊严

　　今年，《历史研究》迎来了创刊60周年。60年前，肩负着领导新中国建设繁巨重任的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这是一份在特殊历史时期以特殊方式诞生的学术刊物，从一开始就被赋予神圣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引领当代中国史学的前进方向。60年，风雨兼程。《历史研究》和新中国史学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段曲折但不失辉煌的历程。深刻反思、认真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将使我们获得宝贵的历史教益。

　　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

　　随波逐流，不是优秀学术刊物的风范；勇开风气、引领学术，才是其职责所在、尊严所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每一种学术形态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在我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勃然崛兴，逐渐成为进步学术的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唯物史观占领史学阵地，成为理论建设的重要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历史研究》应运而生。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研究》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辟除榛莽，努力开辟中国史学的新天地。10余年间，它刊发了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尚钺、黎澍、日知、白寿彝、刘大年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名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带动了整个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史学家们从社会形态研究的角度，以开阔的视野对人类历史进行新的全方位审视，尤其是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朵金花”展开的研究和讨论，不但使一批千百年来被忽略、被遗忘的历史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大批沉沦埋没、几近澌灭无闻的历史资料、历史真相重见天日，而且推动史学界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体系。这一崭新的学术研究体系，将中国现代史学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考经证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和以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为指导、以实证为特色的近代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史学家们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的方向，以严谨求是的学风钩深致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内在轨迹，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中国社会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历史道路。正是在这一宏伟的、史诗般的学术进程中，古老的中国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现在的标准看，尽管当时我国史学包括《历史研究》本身，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方面曾出现过教条主义等种种失误，但毕竟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崭新学术话语体系。这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始终是当代中国史学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其最有价值的学术个性。

　　探索历史规律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本质追求

　　史学是一门科学，其最显著的学术特点是实证。但实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史学的真正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提升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清儒章学诚强调“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对离事而言理，体现了史学在真理探索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高层次的史学活动从来都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创刊伊始，《历史研究》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积极引导史学界投身到历史规律的探索中来，投身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中来。在这场深刻的学术革命中，《历史研究》是参与者、引领者和推动者。除了积极引导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历史研究》还陆续刊发了有关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历史人物评价、唯物史观科学性、中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国革命何以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带有规律性认识的文章，对开创新中国史学研究新局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研究》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推动史学界开辟新领域、引进新方法、提出新理念。正是在《历史研究》等的引领下，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史、环境史、文化史、区域史等一大批新领域被开辟，一大批新资料被发现，人类历史以富含变化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宏大场景。史学家笔下的社会生活，更全面、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应该说，这一状况和过去将历史规律简单化、社会形态片面化相比，是一次了不起的学术飞跃。

　　毋庸讳言，每一次学术进步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以局部领域的退步为代价。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片面推崇考据、淡化理论、否定规律等现象，在史学界有所蔓延。一些所谓新方法、新理念，浮华多于实际，没有也无法重写历史，反而将历史搞得支离破碎。史学界对历史细枝末节的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往往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考据学不等于历史学，碎片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面对异常复杂并且充满变化的人类社会，人们不禁要问：资料是否等于历史？“事实”是否等于真实？史料罗列难道真可以代替理论概括？细腻入微的盲人摸象真可以让我们获得大象的全局甚至发现其内在规定性？

　　碎片化的结果必然是见孤木以为森林、拾芝麻以为珠玑，甚至用精心挑选的资料碎片歪曲和篡改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如果人们忘记或漠视规律这一最终关怀，试图用碎片叠加的方式重塑历史，那么，其着力愈多，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的本质追求愈远，最终会迷失在由大量资料碎片组成的汪洋大海中。

　　毫无疑问，克服碎片化的出路在于重建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本质与规律的信心，学会从长时段的视阈、全面的视阈、发展的视阈对待历史。这是严肃的史学家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历史研究》始终秉承的基本品格。

　　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人类历史进步的长河中，史学应该位于激流深处推波助澜，而不是站在岸边冷眼旁观，更不能逆流而动。历史研究与其说是面对过去，不如说是立足现在、面对未来，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

　　《历史研究》自创刊以后，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将推动学术繁荣与服务社会发展有机统一到办刊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虽然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学习和宣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在学术界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史观残余、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在知识分子中仍然具有一定市场。《历史研究》自觉承担起在史学界确立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时代责任，以学术讨论和争鸣的方式，引导史学家们学习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中国史学的面貌为之一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研究》配合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积极策划了一批揭露“四人帮”历史罪行以及解放思想的文章，推动学术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理论和学术氛围。最近30多年，随着社会矛盾的凸显，环境治理、医疗卫生、农村问题、灾害防治等逐渐摆在人们面前。《历史研究》主动介入现实问题，引导学者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近年来，《历史研究》专门策划了环境史笔谈，陆续刊发了灾荒史、医疗史、疾病史、城市史、乡村建设史等具有现实感的论文。这些主题，既代表着国际史学发展的前沿方向，又对中国当代治理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史学界在服务现实方面走过不少弯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射史学，粗暴地践踏了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尊严。但问题在于，以史经世和庸俗史学是完全对立的。影射不是经世，奉承、迎合也不是经世，为一时之需别有用心地歪曲、篡改历史更不是经世。真正的以史经世，讲的是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激情的统一，它立足长远、服务大局，努力为社会进步提供严肃的历史镜鉴。在这方面，史学界包括《历史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栉风沐雨60年，《历史研究》的道路也非一路畅通、凯歌行进。改革开放前，它曾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妨碍了正常的学术探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面对形形色色的新思潮，面对各种学术流派的相互激荡，面对学术辞藻、方法、手段的不断翻新，《历史研究》面临新的选择、新的挑战和考验。如何卓有成效地引领中国史学界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坚守自己的学术理念、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如何以更大的理论勇气，探索新问题，形成新观点，独抒己见，切磋砥砺，使史学更有生机、更具激情、更富活力；如何激励学者自觉地承担起时代责任，服务国家和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如何激浊扬清，使我们的学风走上正直之道，使学者更加包容、更加冷静，容得下批评与异议，不为近利所动，不为浮名所惑，潜心学术，着眼未来；如何推动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更加自信、更具尊严，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尊大，为人类文明的提升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研究》必须认真思考、努力回答的时代问题。《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它代表着、见证着当代中国史学的良知、品格和未来。

　　高翔（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