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十送红军》：个体叙事撬动革命题材(图)

本报记者 李夏至

　　用十组红军战士的十个故事，串起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长征。没有领袖人物，没有传奇英雄，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48集电视剧《十送红军》，选择让老兵、敢死队员、护士、侦察兵站在了舞台中央。 红色革命题材天然与市场脱节？国产剧难以复制美剧模式？年轻观众对陈年旧事不感兴趣？《十送红军》以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截至昨天，该剧以超过1.2%的收视率高居收视排行榜前列；在百度指数统计的搜索人群中，低于39岁的人群高达77%。这个例外也说明一个道理，国产电视剧不是出不了精品，如果从人性视角出发讲故事，也有可能达成内容与市场的和解。

　　个体叙事撬动革命题材

　　对熟悉革命题材影视作品的观众来说，《十送红军》看上去并不像任何一部经典作品。十组战士的故事，彼此独立又环环相扣。奉命带回一子“留根”的老兵钟石发，最终与四个儿子赴死战场；枪手张二光鼓励颓丧的老兵恢复士气，自己却惨遭断指；少女叶小桃跋涉千里，坚持与战士贺坚在战场上完婚……故事里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只有普通红军战士长征途中的遭遇，个体生命在故事中与生死照面。

　　“将军们在炮火硝烟中谈笑风生，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样的画面在无数描写战争的影片中反复出现过，甚至达到了审美疲劳的程度。”网友赵猪曾在剧评中这样调侃。对《十送红军》的编剧李修文来说，如果写长征还用原来的老办法，“便没有任何意义”。他还记得，多年前在湘江边看过的无名英雄碑，上面书写着这样一句话：“你们的功绩永垂不朽，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在苦于寻找剧本落点的时候，这句话让他抓到了长征的精髓，“在长征的队伍里，不仅有‘众神’，更有众生。未经神话的那些战士、那些生命个体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这个。”

　　李修文所理解的长征，正是用无数个体的牺牲完成的奇迹，重现也自然是由一个个的故事构成。“如果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讲长征，而忽略了别的可能性，这是对其他逝者的对不住。”李修文引用了一句里尔克的诗：“如果他叫喊，谁能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他？”李修文说，《十送红军》从一开始就确定要写无名战士的赞美诗。在对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做研究时，他发现，“放眼整个‘二战’题材的作品，90%的优秀作品都是在具体的描写小人物，反映战壕真实。中国人过去塑造英雄的语境有些苍白，往往弃其情义而将之神化，进而被供奉，但个体自身可怜的身体在哪里？我们做的就是改变这种叙事习惯。”

　　向美剧取经不只复制形式

　　《十送红军》开播至今，收视率始终保持在同时段前三。一开始被认为“有很大风险”的独立单元剧形态，通过收视与口碑齐飞，印证了试验的成功。但在李修文看来，单元剧形态的独立叙事是并不难做到的事，国内影视剧更应该学会的是，如何在移植美剧形式的同时，学会价值观的传递，并进行中国化和当代化的处理。

　　“不管是《辛德勒名单》里辛德勒为了拯救小女孩的付出，还是‘二战’故事里为世界和平而牺牲的美国战士，体现出的都是植根于美国式人情伦理的道德系统。”李修文相信，中国编剧的技术和能力并不差，能够做到每集独立叙事，并让整体上内容有联系、剧情有推进，“但为什么我们在做美剧移植时容易失败？归根到底，还在于没有把握住编剧的本质是认识的艺术。”在《十送红军》的撰写中，他认为最难的部分恰恰是，如何解释红军战士行为的逻辑，“你必须找到中国人的人情伦理，找到红军所依赖的情感和价值系统。”

　　故事里，一路寻子最终牺牲的钟石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面临一个任务，小农会问怕不怕，商人会问值不值，战士则问对不对。如果是对的，那就让我牺牲在任务中。”李修文透露，虽然现在有不少评价认为，钟石发这种执拗的坚持似乎不可理喻，但在剧本中，钟石发是一个从清朝就开始造反的“蒙昧的革命者”，甚至被称为“瑞金的孙中山”。“因为剪辑的关系，这部分处理得有些仓促，如果从人物的完整性去看，就不会觉得突兀了。”李修文坦陈，看待人物要站在国家历史进程中，从当时具体的语境去看，这样就找到了故事立得住的支点，“全剧贯穿始终的逻辑，是这群战士靠着信仰和意志在坚持，这是我们理解人物的出发点。”

　　残酷写实恰是正视历史

　　《十送红军》开播之后，密集的夜戏和雨戏，人物角色的突然死亡，战场厮杀的惨烈画面，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关注，“几乎每个故事里的主人公都牺牲了，而且特别突然。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设定剧情？”但在导演毛卫宁眼中，人物的悲壮命运恰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根据斯诺的记述，长征的统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总共有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毛卫宁表示，夜戏、雨戏居多，本来是拍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的，会增加不少制片成本和拍摄困难，但制片方基于历史真实，依然做了保留。而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毛卫宁表示，这正是由题材本身带来的，“我们作为创作者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为了寻求一种方便而做更改。”为了确保真实性，拍摄前，导演组还专门研究过红军的战略战术，包括具体的打法，而尽可能在细节上不出漏洞。

　　李修文也透露，十个故事里有两个人物有历史原型，女战士戴澜乔装打扮、混进敌方找部队的故事，是他在翻阅西路军史料时发现的，剧作中将其设定在了红一方面军。即将播出的第九个故事，则要讲述一群战士护送战友尸体回家，曾真实地发生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按照史料的记载，普通战士在长征过程中每天都在牺牲。”李修文进一步指出，单元剧的“击鼓传花”，形式上是勾连起全剧的线索，但实际上也是对长征过程的还原，“我们不能从泛人性论的基础上去考虑是否要美化，也不是人物的命运不让人悲悯，这种惨烈就是史实。我们以往的雷剧和神剧都会拔高，呈现一种个人英雄的形象，但现实中，每个具体士兵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没那么大，神枪手也不是战无不胜。但正是这样一个凝固的群体，用每个人的生命牺牲为其他人铺路，他们死于青春，维护的是对信仰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