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兵占领日本时刻水晶私章 成唯一见证文物

　　“2015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建川博物馆将开放侵华日军罪行馆。目前，建川博物馆已经征集侵华日军罪行证物2万余件。我们预售本馆纪念门票10万张，期许得到社会十万义勇支持，共同完成侵华日军罪行馆。”——走进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侵华日军罪行预展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侵华日军罪行馆‘众筹成馆’活动”这张醒目的告示扯人眼球。

　　1945年至今，69个年头呼啸而过。打捞抗日战争这段国家记忆，是一个民族的战斗。

　　博物馆是沉默的沟通使者

　　建川博物馆里，比文物更有说服力的，是和侵华日军罪行馆相关的两名日本人的故事。

　　馆里陈列着一位日本侵华老兵盐谷保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使用过的军刀、军装、地图、日记等私人物品。“这个日本老兵当年为了躲避当兵，曾挥刀自断食指。但因断的是左手，还是在1941年被派到中国。”樊建川说，从1985年开始，盐谷保芳坚持每年到中国谢罪。建川博物馆开馆后，盐谷保芳不仅每年会到博物馆参观，还在日本为建川博物馆收集日军物品。“有一次，在中国壮士广场，他给了我一张手绘草图，愿塑造他的跪像，永远谢罪。”

　　另一位日本人是侵华日军罪行馆的设计者、日本知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由于设计这个展馆，矶崎新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但这位日本人却说：“我这个岁数不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要有好的未来需要从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博物馆是沉默的沟通使者。”

　　一枚私章与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建川博物馆的众多一级文物中，有两件是日记。一本是日军“火葬兵”荻岛静夫写的日记。一本是成都树德中学语文老师蜕翁写的日记。荻岛静夫的日记记录了其从1937年8月参加侵华战争到1940年3月回国的经历。日记中，日军扫荡、烧房、杀人、抢劫、强奸的内容比比皆是。“许多历史细节，对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有着十分珍贵的价值。”蜕翁日记则记述了1941年期间，日军对成都进行轰炸的历史。“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曾有一支100多人的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队前往日本，以胜利者的身份占领日本，惩办战犯。这是中国一百多年历史上唯一一支占领日本的部队。”樊建川得知这段历史，是因为在寻访抗战老兵中，结识的一位抗战老兵廖季威。

　　1946年，廖季威调任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官，率领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前去占领日本。同年七月，他又调任东京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在占领日本期间，廖季威在东京刻了一枚水晶私章，边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秋，购于日本东京。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专门对我讲‘我们真正占领日本，没有任何其他文物能证明了，廖老的水晶章是唯一的一件’。”2007年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将这枚水晶印章和其他的一些遗物一起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光荣与国耻都需要国人共担

　　8月22日，天空下着小雨。陪同前来按取老兵手印的91岁老战士任训田，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秘书长张光秀又一次来到建川博物馆。

　　走到一个红色手印面前，张光秀把手贴在玻璃墙一只手印上，眼角两行清泪。手印旁写着“张郎轩，二十八军一二五师一七三旅七十五团三营传令班长。”和其他五指分明的掌印不同，这只掌印五指紧紧闭合，仿佛揉在了一起。“这是爸爸死后，在太平间里取下来的手印。”

　　张光秀的父亲张郎轩，曾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直到父亲晚年，张光秀才知道，父亲竟是成都人民公园无名英雄纪念碑的模特。“2000年，一家人开车路过万年场。父亲一直看着当时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还问我们是不是当年放在东门城门的。”后来父亲说了一句：“那是照我做的。”父亲去世后，她开始关注抗战老兵这个群体。

　　2000年，樊建川将自己收集的抗战文物集结，出版了《一个人的抗战》一书。当时，他在书中写道：“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

　　转眼14年，打捞抗战记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