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学：传统坚守与时代变奏

　　在河北作家群体中，除了早期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 ，近年来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三驾马车”与“河北四侠” 。“三驾马车”成名于200世纪900年代中后期，他们的小说直面现实，关注国有企业与乡镇的困境，表现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 ，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河北四侠”则是近年来崛起于文坛，他们的作品加入了更多现代性和先锋小说的新经验，成为河北文学创作的一种变奏。

　　“刘流的《烈火金钢》是我平生最早接触到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对我影响极大，由此我同河北文学结缘。 ”谈起同河北文学的渊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如是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的《荷花淀》 、徐光耀的《小兵张嘎》 、梁斌的《红旗谱》等，一部部文学名著滋养了几代中国读者。新时期以来，河北文学创作活跃，涌现了“三驾马车” 、“河北四侠”等在当下文坛影响广泛的作家。仅今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就有大解、胡学文、张楚三位河北作家获奖。

　　在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作家馆“河北主宾省”活动之“河北文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李敬泽、阎晶明、张陵、施战军、雷达、孟繁华、张清华、陈晓明、白烨、李建军、王春林、郭宝亮、李朝全等评论家，关仁山、谈歌、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等河北作家代表团的全体作家出席了论坛，大家就河北文学的发展历史、创作现状、创作特色以及创作趋势走向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河北小说家的三个梯队

　　新时期以来，河北文学创作百花齐放。老作家孙犁、徐光耀等专事散文创作，成就卓著。铁凝、梅洁、张立勤、郭秋良、刘家科、桑麻、张丽钧、雪小禅等的散文都曾产生过全国性影响。报告文学创作发展迅猛，涌现了一合、李春雷、梅洁、王立新等作家，题材重大，影响广泛。

　　小说创作一直是河北文学的重头戏，其发展成就从一个侧面代表了河北文学的整体态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宝亮指出，铁凝是河北新时期文学的一面旗帜，她的创作贯穿新时期文学始终。除了铁凝，新时期以来河北小说的创作队伍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个梯队包括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贾大山、汤吉夫、陈冲、张竣、潮清、申跃中、奚青、关汝松、赵新、韩东、薛勇等作家，历史进入新时期后，他们站在了文学复兴的前哨，书写错误路线对国家、人民造成的伤痕，并对这种现象深入反思。

　　河北新时期文坛的第二个梯队由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何申、谈歌、关仁山、何玉茹、阿宁、老城、宋聚峰、贾兴安、于卓、康志刚、丁庆中、水土、赵云江、何玉湖、王正昌、阎明国等人组成。被称为“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他们的小说直面现实，关注国有企业与乡镇的困境，表现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 。

　　河北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三梯队是一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年轻作家。他们主要有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刘燕燕、曹明霞、王秀云、讴阳北方、宋子平、唐慧琴、常聪慧、梅驿、叶勐、左小词等。其中，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近年来被文坛称为“河北四侠” 。以“侠”统称这四位作家，郭宝亮认为主要是从他们的创作姿态上来考量。侠者，以武犯禁，正是在突破常规、超越传统的意义上，“河北四侠”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

　　“三驾马车”与“河北四侠”

　　说到河北作家群体，除了早期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 ，近年来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三驾马车”与“河北四侠” 。“三驾马车”成名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本届北京国际图博会期间，“三驾马车”中的关仁山推出的新作《日头》 ，是他“中国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被评论家誉为三部曲中最精彩的一部。“河北四侠”则是近年来崛起于文坛，今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河北四侠”中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 、张楚的《良宵》双双获奖，“河北四侠”的影响更加彰显。在河北文学版图中，“三驾马车”与“河北四侠”逐渐形成重要的两极，既有着某种写作上的传承，也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

　　分析“三驾马车”的创作特点，评论家雷达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众多个人化写作，有些作家不再满足于形而下的原型或主题描写，不再专注于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家庭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而是更关注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整体性的生活走向。这些作家出现的时间相近，揭示的矛盾、思考的问题复杂，当时雷达将这种创作现象命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 ，“三驾马车”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当时谈歌创作的《大厂》 、何申发表的《年前年后》等，直面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以不回避的姿态，揭示现实关系的复杂性。1995年，关仁山创作了《大雪无乡》 ，这是雷达看到的我国比较早关注中国乡镇企业改革的作品，写得矛盾激烈、问题尖锐、发人深省。之后关仁山又发表了《九月还乡》 ，写农民进城打工，迷失了自己，后来又回归到故里。雷达指出，这些作家的创作思路并不因方法的传统而感到陈旧，他们面对新矛盾，提供了鲜活的形象，提出了令人惊喜的社会问题，弥补了当时文学总格局的缺陷，满足了读者的期待。回望这段历史，雷达认为，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我们的小说对民生疾苦、对老百姓关心的事情不关注，老百姓就不会关注作家的创作” 。

　　相比“三驾马车” ，雷达认为，“河北四侠”的创作一方面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有着血缘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也加入了更多现代主义、现代性和先锋意识、先锋小说的新经验，成为一种变奏。这种说法得到了论坛现场众多评论家的认同。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重点谈了他对“河北四侠”的认识。 《人民文学》同河北作家有着特殊渊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 《人民文学》曾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稿荒现象，后来编辑部的李敬泽等人正是从“三驾马车”这里找到了信心， 《人民文学》在90年代的复苏、强大也是从“三驾马车”开始。新世纪以来， 《人民文学》同河北作家依然保持紧密联系，比如“河北四侠”中的张楚，几乎拿遍了《人民文学》设立的所有奖项。

　　施战军形象地概括了“河北四侠”的创作特点：虐心的写作者之于胡学文、重底盘大马达的快车手之于刘建东、修辞家之于李浩、梦游者之于张楚。在他看来，胡学文是一个很虐心的写作者，他有自己非常深度的追求和纠结。虽然“三驾马车”当年的创作非常大胆、非常直接，呈现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但只是把问题摆在了那里，胡学文则更进一步，他是不依不饶的，在他眼里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很多断裂，他就是从断裂处入笔，沉入到其中探求一种深在的究竟。他没有找到药方，也找不出药方，但是他想把那样一个深藏在里面的断裂处的状况挖掘出来。刘建东的特点是有一个现实的底盘，这个底盘很重，但是他内心有一个强大的马达，能够在很重底盘的车上开得很快，他的小说叙事感非常强，和内容的厚重感能够结合得相对完美。施战军认为李浩是小说家里面的修辞家，是结构、词句的迷恋者。同时李浩还有一个本事，每当小说的实验性有所收敛时，这样的作品就会受到的关注，并且可以拿到各种各样的奖。比如他写父亲的很多作品，在回到亲情用常规的经验来处理父子人间情感时，李浩就光芒四射。谈到张楚，施战军认为他的小说是梦呓的笔记，更多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梦游者的笔法，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到大力者的痕迹，多是无力者的形象。但张楚笔下的无力者又不是完全坠落、自暴自弃，他们总是在找同类、朋友，寻找呼应。

　　在创作之外，河北的文学评论也得到了论坛现场专家的好评。施战军指出，河北出现了封秋昌、郭宝亮、田建民、陈超、王力平、司敬雪、金赫楠、桫椤等一批优秀的批评家，评论活动开展也非常活跃，作家在这种环境下写作是幸福的。“有这样一批作家队伍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一个省份是只有一群非常光鲜的作家而没有批评家的，陕西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创作那么牛，和他们的批评家队伍强大有非常大的关系。河北文学正在繁荣发展当中，爱护、善待批评家，会更有助于文学的发展。 ”施战军说。 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