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迁川高校最多 华西坝五大学名噪一时

　　迁川高校48所，其中，成都8所，乐山3所，绵阳三台1所，宜宾江安、南溪李庄各1所，自贡1所，泸州泸县1所，

　　其余内迁到重庆、万县(今重庆万州)、江津等地。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那场战争中，中国的大学遭遇一场浩劫。为避战乱，一大批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颠沛流离，内迁大后方的西北西南诸省。9月2日，湖北人张在军的新书《当乐山遇上珞珈山》开印，新书讲述了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历史往事。根据他的研究，从1937年开始，中国相继有69所高校内迁。其中，迁入四川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的44%。

　　□本报记者 朱雪黎

　　文脉图存迁川高校最多

　　迁川高校到底有多少？尽管具体数字尚存争议，但是，迁入四川的大学数量最多已成业界共识。

　　张在军，2004年被公司派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历史引发他的兴趣，由此开始深挖抗战时期“迁川大学”的历史。

　　抗战时期大学为什么要迁来四川？张在军说，选中四川，是综合时局相对安全的考量。随着战争推进，广西在豫湘桂战役中部分沦陷，云南在日军占领缅甸后也饱受战争压力。

　　在迁川高校中，1937年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是第一所。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积极争取，转移学校师生，仪器、图书等设备的同时，将农学院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英国约克夏猪等选种一并运到重庆。“鸡犬图书共一船”的故事因此广为流传。

　　1938年初，武汉大学委派法学院院长杨瑞六和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兵分两路先期前往四川考察迁校地址。他们本来想选在长江边，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沿江重镇重庆、泸州等地早已被其他高校占据”。他们只能继续北上，好不容易才选定岷江边的小县城乐山。当时迁川高校之多，可见一斑。“迁川高校到底有多少？目前一种说法是截至1941年共48所，另一种说法是50所。”张在军为了弄清这一数字，曾联系各大高校校史馆，加入各大校史、地方志论坛，并购买大量名人回忆录，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尽管具体数字尚存争议，但是，“迁入四川的大学数量最多”已成业界共识。

　　一迁再迁市县乡村多级分布

　　如果说，中央大学的迁川之路尚算顺利的话，后来的大学，则没这么幸运。“总的说来，内迁后定居一处不再移动的只是极少数。”著有《发现李庄》《风过华西坝》等书的成都民国史学者岱峻说。

　　岱峻发现，同济大学迁至李庄已是第六迁。在“8·13”战火中，同济大学校址被夷为平地。师生千里辗转，先后迁往上海公共租界、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吉安，1938年7月迁入广西八步。1939年春又陆续抵达云南昆明。在昆明立足未稳，1940年夏天，由于日本加大对云南的狂轰滥炸，同济不得不考虑第六次搬迁。

　　同济校方委托当时的宜宾中元纸厂厂长、同济校友钱子宁代为寻觅一个能继续进行教学活动的地点。“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李庄乡绅以16字电文，解了同济大学的燃眉之急。

　　“到战争后期，迁川高校几乎分布于川内各大市、县、乡、村。”经过整理，张在军罗列出一张自己目前找到的迁川大学分布清单。

　　成都有8所——1937年，金陵大学最早迁入成都。1938年-1939年间，先后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光华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山西私立铭贤学院迁往成都。1942年，燕京大学成为抗战期间最晚迁入成都的大学。

　　乐山3所——1938年-1939年，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迁四川乐山。

　　绵阳三台1所——1938年秋，国立东北大学迁驻绵阳市三台县。

　　宜宾江安、南溪李庄各1所——1939年，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到江安。1940年，同济大学落户李庄，直到抗战胜利。

　　自贡1所——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

　　泸州泸县1所——抗战胜利前夕，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自皖南辗转来到四川，在泸县复校。它也成为抗战期间，最后一所内迁大学。

　　其余内迁到重庆、万县(今重庆万州)、江津等地。包括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

　　到抗战后期，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为战前的4倍，居全国各省之冠。

　　大师云集内迁学术生根发芽

　　无论时局如何多艰，这支入川高校大军，一时间，让学界大师云集四川，星光熠熠。

　　1942年-1946年，美学大师朱光潜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1941级武汉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杨静远曾深情回忆：“那几年，外文系是文学院四个系中的大系。学生人数最多、最活跃。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各显神通。课程百花齐放……而最为脍炙人口的要数教务长、名教授朱光潜先生的‘英诗选读’。”在学生个人藏书寥寥无几的当时，英诗课上，《英诗金库》却人手一卷。

　　那时的华西坝，也在这一期间汇集从沦陷区迁至此地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连同原本在此的华西协和大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Big　Five”(华西坝五大学)。“坝上风流各路大师云集，莘莘学子如沐春风。”岱峻形容当时情景。其中，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

　　在李庄，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是直接的受益者。1940年，16岁的罗哲文考入迁驻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梁思成的入室弟子。在这里，罗哲文先后师从刘敦桢、梁思成和林徽因。

　　在三台，1940年，著名学者金毓黻到东北大学筹备“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极短的时间内研究所便初具规模。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东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发端。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师生陆续返回沈阳，而有一支留守队伍却在四川生根发芽。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唐自成告诉记者，1992年，时任校办主任的他负责筹备40年校庆。经过走访调研，他们最终将学校诞辰从1952年，回溯到1946年。“1946年，当时东北大学的部分西南籍师生多方筹措，在原址上成立了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后改为川北大学，即四川师大前身。”

　　岁月深沉历史关注未完待续

　　无论岱峻，还是张在军，十余年来，他们都沉浸在抗战大学西迁这段历史中，倾情钩沉。对他们而言，大众，尤其是被书写者后人的真情反馈，已成为持续挖掘的动力，甚至责任。

　　“当知道我就是岱峻，电话那头就开始哭泣了。她说，刚看了《风过华西坝》，太好了，太不容易了。”给岱峻打电话的是当时华西坝上金陵大学农经系系主任乔启明先生的女儿，著名雕塑家乔红。2013年10月途经成都的她电话邀约见岱峻一面，《风过华西坝》中的一节写到她的父亲。

　　起初只是以为对方邀约倾诉父女之情的岱峻，去了才发现，乔红还约了另一位客人，也是当年的金大教师子弟单明婉。尽管她们是世交，却已经六十年没见面了。乔红毕业于中央美院，单明婉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她们说是《风过华西坝》将她们那些消失的岁月又连在了一起。”

　　同样寻书而来的被书写者后人，也不断出现在张在军的生活中。“前几月，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工真到广州出差，我们见了一面，一见如故。”李工真的父亲李国平曾被誉为“东方数学奇才”。1937年，27岁的李国平从法国留学回国，就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数学教授。1940年，李国平受聘武汉大学，只身迁往乐山任教。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武大。

　　在张在军的书中，李国平与郑若川的爱情故事占据较大篇幅。李工真见到张在军后，激动地讲述了他所知的婚礼细节“我母亲是国学大师刘永济的学生，父亲是他的好友。父母1942年7月13日举办婚礼时，虽然婚宴极其简单，但刘永济亲自前来主持，令父母激动不已。刘永济还当场挥毫，写下《李郑合婚歌》，这在当时的乐山城传为佳话，贺词也成了我家的传家之宝。”

　　张在军告诉记者，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被书写者的后人通过电话、网络找到他，或表示感激，或畅谈父辈情怀。“这股力量提醒着我，历史的挖掘，永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