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百枚货币重见天日 见证918抗战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的就是最早抗日的义勇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见证那段历史的人和物十分稀少。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烽火，东北100余个县各阶层、东北军、公安部队爱国官兵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这些罕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纸币，就见证了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

　　昨天，收藏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主任俞建国，向本报记者展示了他20多年来奔走国内外收藏到的100多枚珍贵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纸币及相关资料，独家披露了黑土地上那场腥风血雨的货币战争的前前后后，以及纸币收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抗日义勇军留下的实物十分稀少，这些纸币很珍贵。”

　　发行货币解决部队给养需要

　　据史料记载，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区，地处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爱国人士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在东北军张学良的支持下，曾在平津地区发行爱国奖券10万元，接济义勇军，但只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本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抗区货币流通的需要。于是，一些义勇军部队分别发行了流通于各自抗区内的货币，这些货币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

　　依兰镇守使、东北军24旅旅长李杜中将，向所辖松花江下游的富锦、桦川、依兰、同江等十余县通电抗日，誓死守土。同时召开了下江13县县政长官和商会联合会议，决定发行金融救济券。俞建国告诉记者，市场上曾出现富锦、桦川、同江等县10元面额的金融救济券，货币学界一直认为，这些纸币性质不详，也未找到直接史料证明。

　　“现在藏界认为，桦川、富锦、同江县金融救济券属抗日纸币，但这些纸币早就绝迹，难以收集到。”俞建国说，一开始并没有太大兴趣，当纸币图案被传真到上海后，俞建国惊奇地发现，其中桦川县金融救济券1元券图案，与李杜将军发行的依兰金融救济券1元券图案完全一样，两种券上的“监理官印”又为同一枚印模。足可以证明桦川县金融救济券系李杜发行。同理，桦川券10元券与富锦县金融救济券的10元券图案也一样，也应是李杜发行的。由此，俞建国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批纸币。他将收集到的遗留的“李杜强行推行桦川金融救济券发行”的日伪资料，对比研究“桦川县金融救济券”，发现纸币编号大小相差很大，品相相差也很大。

　　俞建国经过查找资料，证明桦川小号券是1932年2月李杜在当时桦川镇发行的，大号券则是在佳木斯镇发行的。

　　对抗日军查封银行抢劫财物

　　“日军为控制东北金融，派关东军查封了奉天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并抢劫了银行的全部财物，意图控制东北军军费供应，建立日伪单一货币体制，统治东三省。”俞建国说，1932年6月27日，在日军控制下的伪满政府发布《关于旧币清理办法》，对于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从1932年7月1日起限期清理，强行收兑。1932年7月5日又公布《关于私贴及其类似纸币的证券管理办法》，强制抗日义勇军货币及地方货币自行销毁，禁示流通。据记载，日军控制横滨正金银行等，大肆发行伪满币。日本的银行以2.4亿元资金，发行了345亿元货币，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为解决东北金融严重滞止，抵制日军滥发货币，筹措给养，帮助农耕。各抗日义勇军在其军事控制地区，坚持发行货币。”

　　俞建国拿出他15年前收藏到的“岫岩县金融流通会券”，介绍了其发行过程。“九一八”事变后，原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刘景文，经过秘密筹备，扩编10个警察大队，约4000人，于1932年4月，举起抗日旗帜，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56路军，任司令员。部队后来发展到1.2万人，是辽南抗日主要力量。为筹集抗日基金，以地捐、茧捐作保证，通过农会会长王瑞亭、商会会长王凤武，发行岫岩县金融流通会券。1933年11月，在庄河夹皮沟战事失利后，岫岩县金融流通会券停止流通。过去几乎没人看到过该纸币。《东北革命和抗日根据地货币研究》一书也如此记载：“未见实物，具体券名待考证，本书暂冠岫岩县地方流通券”。

　　俞建国手中的另一张已泛黄又不同于一般样式的直式纸币上，加盖各种名章9枚。他解释道，1933年2月，吉林自卫军九大队高玉山在虎林组织抗日武装“东北国民救国军”，任总司令。5月25日，率3000人攻占饶河县城，并攻克抚远，虎饶抚三县全被收复，高玉山与饶河县商会协商，以各方土地作抵押，发行虎饶抚金融救济券，“就是这张虎饶抚流通救济券哈大洋1元券，目前没有发现第二张。”

　　辽宁抗区发行货币种类最多

　　辽宁是东北军军政中心，是最早遭受日军侵犯的地区，也是中国军民最早反击日军的地区。辽宁以东北军的王以哲第7旅，张廷枢第12旅，常经武第20旅，黄显声骑兵总队为主力奋起抗日。辽南李纯华、辽东唐聚五、辽北高文彬、辽西黄显声分别组成义勇军。辽东地区原东北军团长唐聚五联系辽东十四县军警抗日，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同时成立辽宁民众银行，发行货币。俞建国收藏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中，要数辽宁民众自卫军发行货币种类最多，由辽宁民众银行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8种，辽宁民众银行货币5种，在秘密准备起事前，唐聚五委托地方商会发行的货币8种。辽宁民众银行5角券由抚松县农会会费存据加盖流通券，现已知该券存世3枚，均由俞建国收藏。“在辽宁民众银行发行的货币大部分背面，印有‘辽宁救国会壁’，用诸葛亮的出师表，作为收回失地的宣言。辽宁民众自卫军发行货币数量大，与其下辖10万人马规模相印证。”

　　唐聚五被张学良任命为中将，辽宁省政府主席，积极发行货币。俞建国在境外收集到的一本由日本关东军特高科具名的《东边道流通私帖见本》上，加盖了特高科科长谷城(洋海)的私章。东边道即四平市以南的辽东地区，见本详细记载了唐聚五发行该货币的资料，标注唐聚五为“反满抗日军首”，1932年发行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该货币被作为关东军调查和收销的货币。

　　关东军收销了大量地方货币

　　俞建国告诉记者，有个奇特的现象，这批货币上几乎都被盖上了注销的印章，且很少见遗存物。《东边道流通私帖见本》的记载，解开了这个谜团，证明满洲中央银行由日本关东军特高科控制。特高科负责调查发行金融救济流通券数量及票样，并予以收销。日本关东军为统一其货币发行，断绝该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转战经济来源，对地方政府和商会发行货币进行了调查和收销。如调查海龙县财务局和与县商会发行临时金融流通券10万元，用于发放警学薪饷。县商会与朝阳镇商会发行流通券24万元，1932年7月29日至10月25日，收回69400元。1933年3月11日至7月29日收回95800元，至1934年4月至5月强行收销残留流通券，并记载已盖戳作废。

　　“辽宁民众自卫军及余部抗日义勇军19路王凤阁部转战恒仁、通化、柳河、辉南、海龙、金川、东丰、清原等县，坚持与日伪军交战，攻克和占领这些地区，但却无法使用地方货币用于义勇军供给，只能由当地百姓供给粮食。都是日本关东军控制这个地区金融，收销地方货币造成的。”俞建国指出，根据《东边道流通私帖见本》的记载，日本关东军当时收销了大量的地方货币，“这足以证明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罪恶目的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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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义勇军货币有何现实意义？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货币和资料为什么极其稀少？收藏其货币有何现实意义？记者昨天采访了上海银行博物馆原馆长王允庭。

　　王允庭说，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十分恶劣，在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之下，不少抗日义勇军将士被围困在深山老岭，在冰天雪地被冻死、饿死，很难留下实物，留下来的也大都被日军获得后销毁。加之历史原因，义勇军货币等相关史料已基本不复存在。

　　“哈尔滨商业大学曲振涛等4位教授编著并出版的《东北革命和抗日根据地货币研究》中提到，已知的抗日义勇军纸币有19种。该书介绍的由李杜发行的《依兰金融救济券》、马占山发行的《黑龙江官银号》(俗称马大洋券)等纸币原件，目前均由俞建国收藏。”

　　王允庭认为，这些珍贵的抗日义勇军纸币实物，充分见证了当年义勇军抗日惨烈的壮举，对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也很有意义。“义勇军抗日历史研究得还很不够，俞建国收藏的这批纸币大部分是孤品或仅见品，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证据，通过研究货币可以研究抗日历史，并研究得更深刻、透彻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