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间谍曾在甲午战争前获取中国增援朝鲜的绝密情报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运兵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为导火索。日本军方能够得到“高升号”运载清军从天津大沽口起航的绝密情报，与潜伏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有直接关系。

　　石川伍一（1866—1894），又名义仓告，曾入日本大特务头子荒尾精的“乐善堂”。后出没于山东、直隶、奉天、四川、西藏、蒙古、西安、洛阳及我军港旅顺、大连、威海卫等地刺探，测绘地图，编撰资料，为日军提供了大量情报。1893年，他奉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派遣来津，在紫竹林松昌洋行以职员身份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石川伍一先以财色手段，将清军天津城守营弁目汪开甲拉下水，又通过汪勾搭上了天津军械局书吏刘树棻，而刘树棻的顶头上司、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同样是在财色驱动下，刘树棻“将各军械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及“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制造子药（子弹、火药）每天多少、现存多少底册”，都照抄一份交石川伍一，再由神尾光臣传往日本。尤为荒唐的是，张士珩因与神尾光臣交好，毫无戒备之心，竟将各军械营枪炮子弹火药存量并各局每天制造多少的底细，全告诉给了神尾光臣。

　　在神尾光臣的统领罗致下，石川伍一、刘树棻及诸多日本间谍、中国汉奸已经形成了严密高效的特工情报网。1894年，丰岛海战前数天，石川伍一循此获知中国雇用英国商船运兵增援朝鲜的绝密情报。加上其他方面的印证，日本军方确信该情报可靠无疑，遂做了周严的军事部署。

　　中日正式开战后，假扮中国人的石川伍一受命继续潜伏天津，藏身刘树棻家。“高升号”沉船惨案发生后不久，天津民众有人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英国客船“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家属，意外搜获到另一日本间谍写给天津领事馆的密函，获悉石川伍一的真实身份。另外，对汪开甲动向已有关注的天津城守营，也通过抓捕审问汪开甲查明了石川伍一、刘树棻的情况。结果，在搬进刘树棻家的第二天（1894年8月4日），石川伍一和刘树棻俱被抓获。李鸿章即命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对他们进行审问。

　　就在此时，受托为中日两国护侨的美国政府出面干预此案，要求将石川伍一“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

　　8月28日，军机处传下光绪皇帝谕旨，命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驻津领事奉该国驻华公使指令要求李鸿章释放石川伍一，理由竟然是“日本国声称此人并非奸细”。李鸿章遂命盛宣怀代其辩驳：“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处窥探，其意何居……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奸细无疑！”

　　9月1日，光绪皇帝再次密谕李鸿章，命他对石川伍一“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最终，石川伍一对其刺探军情之事供认不讳。八十多年后，戚其章先生从故宫档案中意外发现了六百多字的石川伍一《供单》，内中写得一清二楚：“我系神大人差来坐探军情的……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是领事府打的。所供是实。”他也声称“我系日本忠臣，国主差遣探军情，不得不办”。

　　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送呈了结案报告。9月20日，石川伍一在天津小西关西教军场，按国际公法被执行枪决，刘树棻被“绑赴市曹”砍头。张士珩因对日谍失察，落了个上谕朱批“着即革职”处分。李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