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扬州剪纸家首推张永寿 把扬州花样推向极致

　　在我国南方剪纸中，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扬州剪纸，最具有代表性和久远的源头。历代都有知名或不知名的剪纸高手，至清代其面貌则最为具体而清晰。如清人陈云伯《画林新咏》中说：“剪画，南宋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世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工剪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妙。”并有诗云：

　　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频鱼。

　　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咏柳》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里是说，春风剪出的细叶再好，也不如包钧剪下的好。包钧的作品尚有不少流传人间，我曾经看到过好几页，只觉得他以剪代笔，精细入微，可谓应物象形，随类赋彩而又气韵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和文化意蕴，几乎不相信是剪出来的。他的作品为扬州剪纸树立了典范。

　　近现代扬州剪纸的大家，首推张永寿先生。张永寿是扬州张氏剪纸第五代传人，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通过长期的生活观察和创作实践，充分发挥了创造能力，把“扬州花样”推向了极致、他的剪纸既继承了张氏剪纸民俗性的优秀传统，又特别强调“剪刀如画笔，剪纸如绘画”的人文精神，这就和清代的包钧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扬州剪纸的美学品味和审美欣赏价值。

　　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间工艺美术事业，着力培养后继人才，一批新秀脱颖而出，就我了解，张秀芳是其中的一位。

　　张秀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师从叔父张永寿学习剪纸艺术，得到了亲切的教导和严格的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功底。然而正如古人所说，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予人巧。这里面有个辩证的道理：没有规矩，不成为技艺，循规蹈矩，也不能成为技艺。大匠(大师)给你的是基本的规矩，要做到“巧”，即别有会心，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突破，还得靠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也就是由“心灵”而达到“手巧”。张秀芳在这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过去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扬州剪纸主要偏重于实用，所谓“花样”，即绣花的底样，注重的是装饰性和图案化，对称和小巧，表现的是一花一朵，一枝一叶。即如张永寿根据郭沫若“百花齐放”诗所剪的“百花齐放”，虽然突破了“花样”的格局，但仍是独立的一花一朵，有类精致的标本。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对需求的多样化，已不能适应人们审美的要求。张秀芳既追随张永寿又作了大胆而成功的尝试，让剪纸由过去的帐簷、枕套、拖鞋的纹样，进入了人们的书房厅堂，变装饰品为艺术欣赏品。作品如“百鸟争妍”“俏也不争春”“烟花三月”等，在可以张挂的大幅中，以剪刀呈现出诗情画意。有灵动感，有立体感。她曾将我的一张书法条幅，转化为剪纸作品，不仅表现出了每个字的细微处，整个布局也与原作一样。我曾说：张秀芳剪的比我写的好。

　　剪纸题材的扩大，不能不要求技法上的创新。过去扬州剪纸以婉约精致见长。张秀芳在保持这一传统风格的同时，更在剪下体现出豪放明快的格调，前者以当工笔，后者以为写意，疏密相间，浓淡得宜，轻重妥帖，可谓在剪纸艺术上别开生面。

　　我常说，对待传统艺术，要继承而不拘守，求新而不失本。我们注意到，张秀芳作品的题材，有的来自生活，有的来自姊妹艺术特别是绘画的范本，自然形态的东西并不就是艺术，借用的范本也并不符合剪纸的艺术规律，必须通过剪纸艺术创作的再加工，才能最后完成。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养成了她对描摹对象的观察、提炼和表现的技巧。具备这三巧，张秀芳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就不奇怪了。

　　我小时就见过张永寿在街头剪纸，后来在各种文艺场合又多有接触。现在看到后继有人，又发扬光大，不禁感而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