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托儿所保育员日记面世 曾更名"洛杉矶托儿所"

　　建在土窑洞的“中央托儿所”，居然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从延安到西柏坡，最后落脚北京万寿寺

　　首批孩子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

　　众多红色后代在这里度过童年

　　今天，一份当年保育员的私人日记

　　披露了这个“共和国摇篮”的种种真情往事

　　记者在藏家处看到的这份珍贵日记原件，大约有十余万字，记录的时间是从1948年至1950年之间。从日记行文中，只能辨识出作者姓李，女性，但找不到她的全名。

　　从日记本身来看，文学性并不强，不只是作者对记录的事情交待得不够清楚、完整，而且不难看出作者的文化程度不高，语言也不甚通顺。但是，考虑到其记录的时代和所处的环境，一位中央保育院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在战争年代记下这些朴实的文字，十分不易。更为难得的是，这份新中国成立前后完成的文字记录，历经战火和世事变迁能辗转存世，实属罕见。

　　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这份当年中央托儿所保育员的私人日记首度面世，为我们披露了这个哺育了众多红色后代的“共和国摇篮”的种种凡人琐事。

　　从日记中记叙来看， 作者1944年在家乡参加革命，1945年1月到延安，就在中央托儿所工作。她略显生涩的手记记录了从1948年3月从延安迁至西柏坡，1949年4月又从西柏坡迁到北京万寿寺，自己作为保育员的生活琐事，让我们真切地感知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她还重笔记录了与中央托儿所的创始人丑子冈所长的交往，真实描述了这位传奇革命妈妈的人生片段。

　　“一个同志思想有了问题，三位首长便一同叫他来谈话；党内的一切决定不和支干商量，反而和行政首长商量。这些事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1939年下半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为了让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安心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央托儿所，原是中央书记处的驻地蓝家坪半山腰上的八九孔窑洞，就成了中央托儿所的诞生地，丑子冈同志被任命为首任所长。

　　1942年，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给物资匮乏的中央托儿所捐助了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和生活用品等，为了感谢洛杉矶侨胞和美国友人，有关部门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这所托儿所后来随着中共中央从延安辗转至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4月又从西柏坡迁至北京海淀区的万寿寺，改名为军委直属机关保育院。

　　“中托”的首批孩子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之后，左太北、刘太行、邓琳、任远征、黄文、杨小平、白克明等等也来到这个托儿所。孩子们都叫担任托儿所所长的丑子冈“丑妈妈”。

　　托儿所生活非常艰苦。吃的粮、穿的衣服都要到几十里以外的供给部去背，丑子冈经常担负这一任务。她去东山背棉衣，沿途人烟稀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有时还碰上狼；她到新市场去买菜，要趟过河水；给孩子洗澡，要到山下一担一担地把水挑上来，然后生起火来把窑洞烧暖。这许多工作，大部分由她承担。星期天别的同志轮班休息了，她和所里其他同志还要接待孩子家长、代别人值班。每次下大雨的夜里，她都不能入眠，一遍一遍地查看窑洞是否安全。

　　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同年11月，党中央指示延安的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中央托儿所有90多个孩子、20多个工作人员，转移起来非常困难。她们把自己喂的猪杀了，做成可以在路上吃的食物；把小床改成“驮床”，放在牲口上，一边一个；吃的、穿的、行军所用的一切东西都得带上。后来，托儿所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

　　在战争年代，转移是“家常饭”，托儿所成了“马背上的摇篮。” 丑子冈妈妈带过的孩子，后来大多都成了国家栋梁之才，至今提起丑子冈，都很怀念这位“丑妈妈”。1949年4月，中央托儿所从平山县迁至北京。丑子冈同志提前赶来为托儿所选址，最后选定海淀区万寿寺。

　　据小李日记记载，1948年初，中央托儿所刚从陕北瓦窑堡转移到陕北三交不久，就因敌机轰炸被迫计划再次转移。条件极差，孩子们患病的不少，延安又缺药，保育员都急得团团转。日记里有这样生动的记录：“防空出了乱子，天阴了，没有地方玩，更没有好的比较干燥一些的地方睡觉，所以大人孩子的病日见增加了。护理上有困难，没有护士，又没有房子，所以无法隔离，就把前两天新提拔起来的护士调来管理发烧热病的一切。结果把平常最普通的东西，查体温、登记都搞错了。比如，发烧39.1度被记成了‘+9度’。所以在晚6点钟，我又去检查，发现这位护士喂药时又把酒精当作药给孩子吃（喝）了。”

　　在从延安转移到西柏坡的日子里，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小李日记中断了一个月，可见转战途中之艰苦。1948年3月15日，托儿所全部幼童和保育人员平安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刚安顿下来，大家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安排开办“全托”，即全日托管的托儿所。

　　从日记中我们还看到，托儿所作为中央机关的一部分，紧跟政治动向，开展学习运动，有“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所谓“三查”运动，也有对毛主席讲话的学习活动。小李认为这些运动，包括整风，对纠风气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有过左倾向。她在日记中很认真地提到“三查”时出现了“过分民主”和“不民主”的极端现象，例如1948年4月28日就这样写道：“选模范时，群众并没有一致同意，组织却硬选了个别同志；有人想向模范指出缺点、提点意见作为今后的希望，但到表决时，上面又不让他再举手发言了。”

　　她还特别提到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一个同志思想有了问题，三位首长便一同叫他来谈话；党内的一切决定不和支干商量，反而和行政首长商量。这些事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村里的老百姓和丑子冈妈妈更有动人的情感，如他们有些人说：‘我愿我死也不愿叫丑所长走！’另外一个人还说道：‘您走到哪里我跟到您哪里！’有的老百姓听说我们将要走了，准备了许多东西送我们吃。”

　　在这份日记中，提到最多的一个人就是“妈妈”丑子冈。

　　丑子冈，湖南省长沙市东边乡俞家岭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她15岁考上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她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后方医院，随军到了江西。在江西，丑子冈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初在江西，她由陈少敏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由江西到延安。在延安做过陕甘宁边区保育委员会的干事、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的护士，还当过中央医院合作社主任。她从事幼教工作是1939年到延安，中央成立托儿所工作始，一直到她1962年去世为止。

　　1954年1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丑子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全国妇联执委。

　　记者曾有幸看到过丑子冈1949年进入北平后的一册工作日志，首篇就是记录托儿所搬迁到北平万寿寺之后的工作布置：

　　“1949年4月19日： 从本月十七号来到北平万寿寺，今晚全体人员分组开会，讨论事项如下：

　　（一）检讨行纪律，要大家提意见，对领导（上）及全体同志们。

　　（二）按北平具体环境如何进行工作，想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a、作息时间（工作、学习、生活）。

　　b、节省方面如何进行。

　　c、纪律问题。

　　d、作风问题。

　　e、学习入城纪律，现在测验有多大收获。

　　f、大家过去都写了入城计划，现在可以检讨一下执行了多少。

　　g、防空问题。

　　h、做预算设备，警卫门户问题、很快要恢复夜班、请工程设计修建问题、中组部合并问题、印各种表格。

　　准备收三百个小孩

　　二岁至三岁的收五十个

　　三岁至五岁的收二百个

　　五岁至七岁的收五十个

　　现有小孩91名

　　现有工作人员：雇一个看门、打扫厕所，作息时间从明天打钟，垃圾向什么地方倒，对空袭的危险性进行上课。

　　1949年5月22日：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发生小孩流行性感冒问题。

　　病来的原因：1、天气冷热不均；2、脱被子，盖不好；3、坐地。

　　预防办法：1用盐水漱口；2、点鼻子；3、喝姜糖水；注意被褥；病儿脱班。

　　作为一位25岁就成了革命烈士家属继而守寡的杰出女性，丑子冈在这个“中”字号的托儿所中为孩子们付出了自己满腔柔情和爱心。她凭借自己刚烈的意志，带领一批保育人员，为那战乱年代将士们的孩子开辟了一片童年乐土，她们的柔情与慈爱，成为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后代们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

　　小李在日记里并没有详细记录她工作的辛苦，然而我们仍能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丑子冈所长带领下的保育人员的那种艰辛和奉献。她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件事：“早晨两点多钟天还没亮，睡梦中忽听有人叫：‘小李、小李，丑主任发烧了，她喉咙痛，你快起来看看她吧。’我挣扎起来匆匆穿上衣服，拖上鞋子，揉揉眼睛跑过去。她昨天没有休息，很累，今天就病下了。她的病经常是这样，常常是白天累了，夜里就病了……我时常的劝她多休息。她总是不肯。”

　　中央离开陕北的时候正值岁末。小李在1948年2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旧历年快过完，这是最后的一天晚上了，本是就在这几天之内要出发了，可是今天又下了雪。到处都是离别之前的景象，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他们是如何的感到土改后的幸福，体验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政策的好。我们用坏了他们不少的东西，而他们听到了我们走的消息，却又送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今晚又送了许多的枣子、花生等物品。”

　　“村里的老百姓和丑子冈妈妈更有动人的情感，如他们有些人说：‘我愿我死也不愿叫丑所长走！’另外一个人还说道：‘您走到哪里我跟到您哪里！’有的老百姓听说我们将要走了，准备了许多东西送我们吃。”

　　在除夕夜晚，丑子冈所长也是和保育员们、群众在一起过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除夕夜晚，下雪了，同志们都上山玩去了，这里可以对比我们两个所长吧？一个是生活在大家这里，有许多的同志和老百姓，大家一同吃一同玩；另一个则是三十晚上回家去团圆了，家里有儿子、丈夫。回来后没有一个人到她屋子里去。”

　　1949年3月12日的日记中则写道：“（中直）今天宣布了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妈妈排在第一名，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妈妈，的确是我们后辈的幸福、光荣。可惜我自己不争气……还是从最小地方做起，不断进步吧。”

　　“今天是历史前所未有的一天。我们党奋斗了二十多年，在今天终于迎来了这个胜利的结晶，会场是庄严的，每个人都是兴奋的，入场的队伍犹如长龙从各个大门前向里飞。”

　　根据日记叙述，小李除了保育员外，还在中直机关做过通讯员、机要员等其他工作，因而她也在日记中记录了托儿所以外的大小事情。

　　爱情是年轻同志生活中不会缺少的主题。小李记录了身旁几个人不同的爱情，有家庭包办婚姻的，有贪恋美色而一时忘记了立场的，也不乏见异思迁者。她思想比较先进，认为自己必须具备了知识和独立的工作本领才有资格接受婚姻，并认为在婚姻中妻子与丈夫应平等；对远在前线的恋人，她不掩饰自己浓浓的思念之情，但为了两个人的进步，她宁愿牺牲团聚的机会。在迎接全国胜利，为胜任未来工作，学知识蔚然成风的大环境中，小李想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从来没有消失过，并且一直在争取机会。

　　要进北京城了，小李和别的同志一样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反复告诫自己“要学习各种常识，改正自己在农村形成的散漫等不良习惯，更重要的要防止腐化”。

　　在1948年12月2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者读到了一页特别的内容，“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同志审判会’，天很寒冷，大会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始了。新华社发生了一件不是人能做出的事，一对夫妇有共同的思想毛病，个人主义达到了顶点，违反国家法令犯罪，溺婴。男的是主犯者，为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加上老婆有两个孩子，觉得拖累了自己，她的孩子生下来还没有二十四小时就没了，孩子只有活的权力，没有死的罪过啊。组织对此问题要追究到底。”

　　由于身在中直机关，日记作者有机会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194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她到了西柏坡，聆听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报告，“主要的内容是针对家属说的……只有两个东西能巩固我们家属夫妻的感情：1、经济上独立；2、政治上开展思想工作，自己有了技术本领，什么也不怕，党保证我们有工作，有饭吃，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工。我们现在成了一个国家了，有了大城市、铁路、火车、汽车，我们还要建立国家的统一制度、统一纪律。我们的长远任务还得叫后代来完成呢，我们的家属是光荣的。”

　　1949年4月11日，小李旁听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现场发言，“大会的隆重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听者没有不落下同情的泪的，特别是讲到上海的女工起来罢工，没有一个人被反动派吓倒，敌人开来了铁甲车和武装队来镇压，所有的女工都躺在路上，阻挡敌人的铁甲车向前开，一位开铁甲车的工人下车叫女工起来后，开车直接向敌人的铁甲车撞去，自己也死了。斗争很惨烈，但女工仍不停止，敌人最终用了最残忍的手段，毒死了几百个女工。”

　　更难能可贵的是，记者在她的日记手稿中还发现了65年前新中国成立当天的文字记录：

　　“今天是历史前所未有的一天。我们党奋斗了二十多年，在今天终于迎来了这个胜利的结晶，在这里数万的人们在人民的共和国里参加集会，庆祝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有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会场是庄严的，每个人都是兴奋的，入场的队伍犹如长龙从各个大门前向里飞。到处飘荡着红旗，无数五角星列成了长蛇队，红色的国旗和党旗都多得叫人难以数清。十五点召开了我们的大会，领导们讲话的时间并不长，毛主席宣读了公告，指认了六位同志任职。朱总司令向全军的指战员下了命令。

　　开始阅兵了。我们看到了步兵、炮兵，自己的海军、自己的空军和坦克机械的部队，这仅是我们军队的一小部分，但他们代表咱们的全军出现在天安门的广场上。”

　　在这本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文化程度并不高、然而充满着向上的乐观和进步的激情的女青年，也不难看到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家国与个人之间的命运“牵绊”。这也许就是平凡的价值，历经岁月淬炼，越发得见真实的底色。

　　文/本报记者 邵延枫

　　供图/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