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墓葬西北发现同期砖室墓 墓主是杨广儿子？

专家参观隋炀帝墓出土文物展

与会专家观看隋炀帝墓考古发掘现场。

　　昨天，“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首日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隋炀帝墓考古发掘过程及成果，就隋炀帝墓志、隋炀帝与扬州关系、隋炀帝墓葬多次改葬之谜等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天的会议在交流研究心得的同时，也透露了隋炀帝墓考古发掘与保护的最新进展，引起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再现谜云

　　一同时期砖室墓墓主是谁？

　　在下午进行的大会交流中，据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束家平透露，隋炀帝杨广墓葬的西北方位，发现一座同时期的砖室墓葬。

　　市文物局副局长徐国兵介绍，隋炀帝墓所处地块的面积达13万平方米，勘探出墓葬迹象130余座，然而，许多墓葬属于唐、宋等各个朝代，同时期墓葬很少。

　　隋炀帝墓的出土论证，解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千年谜案。但杨广的两个儿子最终葬于何处，从未有确切记载。

　　根据史料记载，杨广被宇文化缢杀前，次子齐王杨暕及其两个儿子已被叛军所杀。三子杨杲在杨广被杀后，在其身旁不停哀哭，裴虔通举刀砍下杨杲人头。萧后和宫女、宦官一道，用木板做成棺材，把杨广和杨杲置于江都宫西院流珠堂。

　　在有限的史料中，无论是江都郡守陈棱为惨死的隋炀帝发丧，还是唐高祖李渊作出迁址隋炀帝陵的决定，或是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将萧后其尸骨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均没有提及杨暕、杨杲的葬所地。

　　目前，国家文物局尚未就这座砖室墓的发掘下发考古执照，这个神秘的墓葬中究竟安葬的是谁不得而知。

　　不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朱岩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北周起，皇帝后代的墓葬改成在帝王陵寝后方，新发现的砖室墓恰好也在隋炀帝墓后的西北方向。

　　那么，墓主会不会是杨杲，或是杨暕，或是其他与杨广有密切关系的人？

　　“考古历来是以物证来说话，所有的疑云，一切都要等到将来考古发掘后才能作出判断，当然，也不排除因历史上被盗挖而缺乏有价值的信息。”朱岩石说。

　　雨水侵蚀

　　隋炀帝墓年内建防水系统

　　由于今年雨量丰沛，导致地下水位升高，去年考古挖掘的隋炀帝及萧后的陵墓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渗水情况。为了防止地下渗水进一步侵蚀皇陵，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于年内开建防水系统。

　　在上午与会人员参观隋炀帝墓过程中，束家平介绍，隋炀帝墓地下水最高渗漏达60厘米，萧后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渗水侵蚀，但是程度没有隋炀帝的陵寝那么严重。

　　目前，长期处于积水状态的隋炀帝墓地表及周围的砖墙已经出现了小面积青苔。“为了使皇陵减少侵蚀，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用水泵抽水，以保持皇陵地表的干燥。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系统而完善的解决方案，目前水泵抽水只能是权宜之计。”

　　束家平说，目前，他们已经跟清华大学考古修缮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接触，预计年内动工，最迟明年7月份完工。

　　“我们确定的方案是建造一个6面体，外围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建防护板，再深入挖掘到墓葬下方，把防护板‘嵌入’地下。然后再把顶部封起来，整个防水系统形似一个六边形的‘盒子’，从而对整个墓葬形成立体防护。”

　　学术探讨

　　有见地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昨天研讨会上，数位专家、学者对隋炀帝墓以及出土的文物提出了看法，日本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泽保规对陵墓出土的墓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隋炀帝对于日本史和对我个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去年隋炀帝墓中出土的墓志，是证明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气贺泽保规说，隋炀帝墓志目前只能解读出全部内容的1/4，其中，“隨故煬帝墓誌”、“隨大業十四年”两处，都把国号写成“隨”而不是“隋”。

　　“根据文献显示，隋统一后定国号为‘隋’，而唐太宗贞观四年左右才开始使用‘随’，那么，贞观元年，即大业十四年怎么会有‘隨’呢？”

　　气贺泽保规还对墓志内容的表述异常提出了质疑，认为隋炀帝墓出土的“墓志”并非真正的墓志。“我作了比对，褚遂良为唐太宗写的《唐太宗文皇帝哀册文》和隋炀帝墓志两篇文章的格式几乎完全相同，虽为墓志的形式，但使用了哀册的文体。”

　　虽然提出了质疑，但气贺泽保规还是充分肯定了隋炀帝陵墓的真实性。“我经过研究，发现古代‘九’和‘元’两个字非常相似，墓志中的‘贞观元年’极可能是‘贞观九年’，这是因为，历法上贞观元年没有‘朔辛’月份，而在贞观九年中，有两个月是可以和‘朔辛’对上的，或是‘丁卯朔辛卯’，或是‘丁酉朔辛酉’。”

　　对于气贺泽保规的质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他的研究很有见地，令人耳目一新。

　　本报记者 王鹏 文/图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巍——

　　文物保护“扬州模式”是范例

　　2013年11月16日，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组织召开扬州曹庄隋唐墓葬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时隔1年，坐在去年论证会召开时的会场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王巍尤为感慨。

　　“一个墓葬出土后，将发掘成果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深入研究，而且是把考古专家与历史文献研究专家同时请到会场，开创了国内一项考古成果团体研究、论证和新闻发布的先例。”

　　王巍表示，国内外顶级考古、历史学家聚首扬州，就“隋炀帝与扬州”话题进行研讨很有必要。

　　“隋炀帝与扬州的关系有多密切，稍稍对历史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在隋朝，江都(扬州)与大兴(西安)、洛阳的‘三京’地位形成，是隋炀帝一手奠定。”

　　王巍说，扬州的古城保护理念以及文物保护措施，令他印象极为深刻。特别是以放气球的方法决定瘦西湖周边建筑高度的举措，凸显扬州市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的坚守与敬畏。

　　在国内历史文化名城中，大遗址或重要遗迹的勘探、发掘面积每年达数百平方米就已经非常难了，而在国家文物局批复的考古执照中，扬州唐子城、唐罗城、宋夹城的发掘面积高达六七千平方米，国内几乎没有相同案例。

　　“原因很简单，扬州有一支业务过硬、理念科学的文物保护队伍，数十年来，扬州对历史遗迹的发掘、保护、利用、研究具有独特性，可以称之为‘扬州模式’，国内古城都需要向扬州学习。”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孙继民——

　　隋代东南政治战略在扬转变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孙继民是隋唐史研究专家，他认为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丰富隋唐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隋炀帝墓的出土开辟了隋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新课题、提供了新材料。

　　孙继民说，隋炀帝十年总管扬州和三下江都，对扬州历史地位的贡献极为显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隋炀帝在此把东南政治进行了战略转变，将东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六朝时期的建康(今南京)，转换到江都(今扬州)。

　　“隋炀帝对江都宫的修缮，对于扬州‘扬一益二’历史地位的奠定作出了很大贡献。”孙继民表示，关于“扬一益二”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唐昭宗时期(公元892年)，《资治通鉴》记载：“扬州富甲天下……扬一益二……”南宋时期，洪迈的《容斋随笔》也有相同的表达：“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掌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

　　孙继民说，在中唐之前300年，东南的经济中心是南京，后300年，这个中心转移到了扬州，而这一切，都是隋炀帝打下的底子。“扬一益二”的说法除了扬州地区经济发达之外，还因唐代盐铁转运使在扬州，赋予了扬州“财都”地位，这一点，在古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中有着含蓄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