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大师”刘子衡：曾为抗日出游讲学

　　求学曲师山大,绰号“仙人”、“浅薄”

　　刘子衡(1903～1981),原名刘位钧,滕县杏花村人,父祖三代佃户,家庭贫困。1924年夏,他考入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见解独特,能言善辩,总有异乎常人之举,得了个绰号“刘大仙”。1929年夏天,曲师进步师生演出话剧《子见南子》,引发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先任学术部长,后任学生会主席的刘子衡,成为这个事件的主角和领袖。在孔府及其背后的封建势力猖狂反扑时,刘子衡和广大师生毫不退缩。“《子见南子》案”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孔祥熙出面干预,最终,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刘子衡被开除。离校后他流落济南,度过一段痛苦的生活。后来,在蔡元培照拂下,刘子衡考入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蔡元培甚为赏识刘子衡的斗争精神和出众才华,曾书联相赠:“万顷波涛鸥境界；九秋风露鹤精神。”

　　刘子衡在中国文学系修业,他对校方所规定的课程不感兴趣,却对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以及道、佛、基督等教之说,无不精钻深讨。尤对《易经》大有心得。“读书破万卷,而以《易》为经”。察大道之消长,悟世运之穷通。”(刘子衡《自诔》)对当时著名学者,他近者登门拜访,远者专函求教。惟平素生活浪漫,不拘小节,同学戏呼为“刘浅薄”,实际意思却正好相反。

　　抗日出游讲学,号称“三玄专家”

　　1936年,刘子衡大学毕业,选择为抗日出游讲学。此前,他在暑假期间曾去南京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讲学,内容是“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离可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林森听后,赞赏不已。

　　抗战期间,刘子衡先后到南京、西安、宝鸡、上海、成都、桂林、重庆、上饶、衡阳等地,利用给林森、冯玉祥、李济深、柏文蔚、于右任、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朱绍良、董钊、李延年、李玉堂、王耀武等军政要员讲学的机会和关系,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官如胡宗南、王敬久、董钊、方先觉、李延年、李玉堂、王耀武等皆拜刘子衡为老师。刘收弟子时,很注重仪式,先设孔子牌位,命弟子焚香跪拜,然后自己受跪拜礼,以示师道尊严。

　　国民党陆军上将胡宗南开始对刘子衡不以为然,扬言:“这个刘某人年纪轻轻,有什么学问?!你们拜他为师,我胡某一个堂堂上将军,绝不拜!”刘子衡得知后放言:“礼仪之举,悉随其愿。但他胡宗南不给我磕头,我绝不收他当学生!”胡宗南后来偷听了一次刘的讲课。这次,刘子衡讲的是庄子的《逍遥游》。他对《易经》和老、庄诸书,都能背诵如流,被称为“三玄专家”。他旁征博引,阐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主题,谴责了那些在抗战中“愚而好自用,贼而好自专”的人和“外敛私产,内聚私心”的人。听课之后,胡宗南一个人关在房里哼唱京剧,憋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亲自到西安八仙庵把刘子衡请到他的下马陵办事处,给这位比他小7岁的布衣大师行跪拜礼,认作老师。

　　反战奔走和平,俨然“布衣大师”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函告刘子衡,要他利用讲学活动投入反内战斗争。在重庆国共和谈期间,刘子衡乘坐俞飞鹏、顾祝同派来的黄埔号专机到渝商谈国是。他在重庆招待会上演讲,发表《救时纲要》等反对内战的文章,宣扬和平民主建国。

　　1945年10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奉命由重庆赴济南接受日军投降,行前向老师刘子衡请教。刘告诉他,路过曲阜时要遥望孔庙叩头行礼,别无话说。李到济南后,在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大阅览室举行了受降仪式,济南百姓欢欣鼓舞,李延年之名响遍山东。谁知此后这位接收大员贪欲膨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怨气冲天,骂他“延年不长寿”。不到两个月,就弄得声名狼藉,被蒋介石调往徐州,改派王耀武去山东主事。刘子衡在徐州见到李延年,大加训斥:“当初我对你讲,过曲阜要遥拜孔庙,是让你谨记圣人遗教,施仁政而抚民心。你是山东人,更应体谅乡亲们八年所受苦难,安抚百姓。我看你是山东人的逆子!你的心都叫大烟熏黑了!”李延年低头站在老师面前,连连称是。

　　1946年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济深,来信约刘子衡到南京商谈反蒋斗争问题。刘到南京后,不仅与李济深会谈,还访晤了冯玉祥、张治中,接触了周恩来、董必武。同年秋初,受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邀约,刘子衡与顾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到山东视察,同机飞抵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等举行欢迎宴会,刘子衡应邀讲话说:“现时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是王耀武,他是我的学生。”王耀武立即应声起立。刘说了王受命到山东时,他提出的三条要求,问道:“王同学到山东已经半年多了,做得如何呢?私德方面,我应负责。”在座的人纷纷说了一些肯定王的套话,刘子衡说:“官官相护嘛。而今,抗日胜利了,我希望中央对山东多发小米,以济民困；少发步枪,消灭战争。”　

　　后来,刘子衡为驻济军队校级以上军官三百余人作“眼光放大,团结爱民,重建家园”的演讲,又应邀到女师、济南中学、齐鲁中学、黎明中学等处讲学。刘子衡觉得光是演讲影响太小,便写了一篇公开反对内战的文章《“打不得”九论》,发表于《山东公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时在南京述职的王耀武接到报告,又看到空运去的《山东公报》,感觉不妥,便抢先写了一篇检讨,呈送蒋介石。蒋对这位手下爱将信任有加,未加责怪,他在检讨上批道:“刘子衡我见过,乃一狂生,书生之见,何足为怪。”结果,只是撤掉了王耀武秘书兼《山东公报》总编吴忠匡的职务。王耀武以送老师回乡“省亲”为名,把刘子衡送回滕县。

　　奔走南北斡旋和谈

　　刘子衡其后奔走在上海、南京、徐州、郑州、滕县、兖州、曲阜等地,进行反内战讲学活动。1948年春,刘子衡与志同道合的辛亥元老孙墨佛,同住徐州云龙山花园招待所。某夜,多名特务向其住室乱枪射击,门窗玻璃粉碎,卫兵一死一伤,刘、孙幸免于难。

　　1949年4月5日,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托,刘子衡与刘仲容、朱蕴山、李民欣等由北平乘专机飞往南京,为缔结《国内和平协定》,与代总统李宗仁作最后和谈。新闻记者称一行人为神秘客,尤其刘子衡“衣黑色旧棉布袍,戴灰呢帽,极似内地之乡村教师,绝不像奔走南北之政治使节”。虽刘子衡身处危境,全力斡旋,和谈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在大军渡江的隆隆炮声中,刘子衡乘机飞返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面挽留他在北京工作,刘子衡却愿回老家山东,选择在济南大明湖畔秋柳园定居。他先后任山东省政协、人大常委和司法厅副厅长等。1981年7月,刘子衡因脑溢血在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世。逝世前三天,他乘船游览大明湖,在历下亭写下《忆江南》词:“明湖好,绿荫拥红装。根出淤泥终不染,花迎晓日益流香。更喜晚风凉。” □魏敬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