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谈写作：像打游戏 写完这本小说就升级了

　　笛安

　　《南方有令秧》封面

　　渤海早报记者 杨扬

　　备受青年人喜爱的青春文学，似乎总是入不了主流文坛的法眼。然而，“80后”作家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却打通了青春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壁垒，令她三度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同时，也赢得了张抗抗、刘震云、刘恒等众多文学名家的青睐。最近，笛安再度挑战自我，推出了她的首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南方有令秧》，写明朝“经纪人”运作节妇的故事，却不落“穿越”俗套，而是由细节入手，贴合历史情境，从女人的视角出发，写女人的历史。

　　■写明朝节妇 注入现代精神

　　从最初的《告别天堂》，到热销200多万册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凭借“青春文学”一路走来，笛安的写作愈发成熟，也逐渐脱离了“灰青春”的基调，呈现出更加开阔的视野。但新作《南方有令秧》还是令许多熟悉她的读者大吃一惊，因为这回她竟把目光对准了明朝，写了一个名叫“令秧”的明代节妇。小说的情节颇有传奇色彩，嫁入落魄书香世家的16岁少女令秧成了孀妇，被族中长老胁迫自尽殉夫，好为族里换取一道贞节牌坊，看门老妇谎称令秧已有身孕，保住了她的性命，而失意浪子谢舜珲则运用他的见识、人脉，将令秧塑造成众人眼里望而生畏的贞烈女人的榜样，也与她结下了远比男女情爱更为厚实也更为宿命的友谊。

　　笛安曾对朋友形容自己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明朝的，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的故事。只不过这个女明星不是艺人，是个节妇。”这话看似有些娱乐色彩，但她的小说其实写得相当严肃，因为她不愿像当下流行的“穿越戏”那样，拿古代背景当“噱头”，用现代人的趣味解释甚至消费古人，而是希望能真实反映出当时的价值观，复杂的社会情境，和当时人在复杂境遇里不自觉的抗争与选择。

　　然而，笛安还是为这个古代的故事，注入了一些现代精神。有人形容《南方有令秧》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令秧看似遵守当时男权社会的规则，实则通过自己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笛安并不认为令秧是一个主动反抗的“战士”，“她并没有很清晰地认知到当时社会价值观的不公平，甚至她对当时的社会规则是有一部分认同的，毕竟她生活在那个社会里，但规则压不住她的生命力，她很努力想要得到贞节牌坊，一开始为了自己能活下去，到后来是为了自我实现。”

　　笛安认同自己的新作是一部“女性小说”，“它确实是女人做主角，完全从女人视角出发的作品。中国古代史里讲到女人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少的，我为了写小说搜集史料，但发现存世的大量史料中，很少有关女人，包括贞节牌坊的记载也特别少，实际上很多时候都只是县志里的短短几行。这让我觉得，应该以女人为主角，以女人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

　　■触碰历史题材 自称“疯狂的决定”

　　2011年的一次旅行激发了笛安创作这部历史题材小说的灵感。“2011年底，我还在上大学，那时去安徽歙县玩，见到了许多牌坊群和古村落，当地导游把这些牌坊当成很骄傲的事，讲了很多贞节牌坊的故事。当时我突然想到，人们都认为古时候的女人没有事业，但我相信也诞生过想要有生之年做一点什么、实现自我价值的女人，突然间想到写一个女人不小心成为寡妇，她把贞节牌坊当做奋斗目标，像事业一样经营自己，一定会很有意思。这个设定直接刺激我想写个故事，最后就成就了这本书。但是我真正开始动笔写是2013年。”

　　笛安足足用了一年半才写完《南方有令秧》，相比过去用两个月时间写出《西决》，过程要艰难得多。笛安曾自称，写这部新书是一个“疯狂的决定”，“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历史题材，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都没有太敢想是不是一定能写出来，不太敢下笔，也怕写得很失败。”为了写这部小说，笛安做足了准备功课，搜寻了大量历史资料，阅览了十几本书，论文看了三四十篇。“《万历十五年》我看了，但它没有从具体层面帮到我的忙。我还看了《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很多明朝的小说，因为小说里真实保留了当时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习俗。还有服饰图册、《剑桥中国明代历史》等，我都当成工具书来查阅。”更加艰难的是运用搜集来的知识进行“想象”，在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的逻辑里，虚构出人们的困境。但克服了种种艰难阻碍之后，笛安得到的是久违的喜悦，“让我恍惚间回到了十年前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岁月，似乎写完处女作之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再体会过这种由写作带来的畅快的喜悦。”

　　笛安说，《南方有令秧》是自己写作生涯的一次突破，开启了自己的全新阶段，“如今我不再害怕写历史题材，今后我如果对某一个历史时期、历史人物有兴趣，会有勇气去写。第二，即便写现代题材，我也有信心挑战更复杂的故事、人物。就像打游戏一样，写完这本小说，我就升级了！”

　　■回应鲁奖0票落选 作者有自己的骄傲

　　“文二代”出身的笛安，父亲李锐和母亲蒋韵都是享誉文坛的作家。然而笛安却并没怎么沾到父母的光，甚至曾被父亲断言没有写作的天分。19岁那年，她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姐姐的丛林》，由父亲帮忙转给《收获》杂志，只署名“笛安”，去掉了前面的李姓，没想到很快就被《收获》刊登，尽管她当时并不清楚《收获》杂志在中国文学界的分量，但仍备受鼓舞。而真正为她带来命运转折的是在郭敬明的《最小说》上开始连载《西决》，并随后成功出版。当时，硕士刚毕业的笛安正面临留在法国还是回国发展的选择，《西决》的出版让她看到了通过写作养活自己的可能性，从此正式走上了写作之路。

　　《南方有令秧》在正式出版之前，已被收录在《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中。8月份，她入选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提名作品”的作者名单。但在后来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她却遗憾地以0票落选。对这件事，笛安看得很开，坦言：“大概因为评委认为我写得还是不够好，不能获奖。但评委有评委的品位，我是作者，也有作者的骄傲。并不是别人认为我写得不好，我就真的写得不好。”

　　笛安并不轻视评论家的意见，但她更看重读者的反应。在《南方有令秧》连载期间，曾有读者认为古时候的宁波与现在的地名不同，笛安立即查资料，证实明朝万历年间确有宁波之称，才放下心来。而对这样认真阅读、交流的读者，笛安特别欢迎，“他们的认真，让我感到心里很暖和，也帮助我的写作更进一步。”

　　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影视版权已经被天娱高价收购，《南方有令秧》也被不少影视公司“盯上”，不少粉丝都猜测最终会花落笛安的“老板”郭敬明手里，她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包括郭敬明、韩寒在内，笛安的许多同龄作者都开始跨界做导演、上电视，笛安虽然不排斥做其他事情，但她表示，唯有写小说是她一定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真心喜欢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