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家止庵谈书评：现在的批评环境不好

　　止庵，原名王进文，又名方晴。随笔、传记作家。1959年1月16日生于北京。1982年大学医科毕业。做过医生，当过记者，在外企做过销售，在出版社做过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

　　许多人知道止庵，是缘自他的书评。已经出版的《沽酌集》、《插花地册子》、《茶店说书》等十多部作品，都是他的读书心得。张爱玲的《小团圆》以及周作人作品集的编辑出版，也让众多读者熟知止庵的“编辑”身份。

　　近日，止庵带着新书《惜别》来到广州方所书店和读者见面，这是一本不同于他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书。

　　学医让我“不妄言”

　　《庄子·德充符》有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作家止庵之名源于此。他说，“止”是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他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就是荒凉里那样一个小草棚而已。

　　止庵从小爱阅读，中学时就开始创作诗歌和小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可是等到报考大学时，他听从父母的意愿选择了学医。“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他们在‘文革’期间受的苦太大了，让我不要学文科，因为文科很容易让人落‘空’，而让我学门手艺。他们觉得文科不是本事，而是爱好，就是这样简单的理由。”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学工科出身，他大概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自己的儿子仍然“弃医从文”了。

　　止庵家中藏有两三万册书，本本都经过他精挑细选。学医数年，最终从文，这个过程让止庵把科学精神融进了写作。“要用实证的观念去考证，也要用逻辑方法去辨别，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信。学医使人不妄言，有多少说多少。”他认为这世上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叫“想必如此”，一个叫“理所当然”。

　　母亲去世后，人生进入第三幕

　　止庵以往写文章，大多是他读书的随想。但这次不同，《惜别》是他在母亲去世后沉淀而成的生死体悟，也是最承载他个人情感的作品。身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他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母亲，尽孝左右。母亲生病时，他所承担的《周作人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已经延续逾十载，这期间，他也同时经历了母亲的患病、病危和离世。如他在书中所写，这是一种令“人生观甚至都为之动摇”的痛楚。

　　在《周作人译文全集》编辑工作结束后，他沉入了另外一种阅读与思考的状态，开始大量整理和重读许多论及生死的书籍，不限古今，也不论国界。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定居美国的姐姐寄来的母亲生前所写的家书，这些手迹连同母亲留下的日记，让他仿佛再次亲历了母亲的晚年。同时也促使他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写下来。

　　在《惜别》中。止庵这样写道：“有一次去看话剧，忽然悟到：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

　　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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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的伤口应掩盖，展露或夸张我都不愿

　　羊城晚报：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有很多古今中外关于生死的观点，“向死而生”其实是个永恒的话题。

　　止庵：我母亲是个普通人，其实没必要专门给她写一本书。她不是公众人物，不是名人，写关于她的一本书有什么意义？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我要先把生死这件事说清楚，然后才能说我母亲的死。个人的事必须搁在人人都面临的生死问题下，才有意义。这本书并不是个人的回忆录，它是我关于生死的思考，而这个思考始于我母亲去世了。书的框架是以我对生死的认识为结构的，只是我把母亲去世的部分搁在里边，当作其中的内容。

　　虽然写的是关于“死”的书，但回头看我们应该珍惜“生”，珍惜现在的人际关系。这本书对死者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别的生者，可能有，可能让人和人的相处更好一些，将来少一些遗憾。这是我想说的特别朴素的道理。书名虽然叫“惜别”，但其实我们应当“惜聚”。

　　羊城晚报：写完这本书，您对母亲去世的悲伤能够缓解吗？

　　止庵：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到现在我也还没有走出情感的阴影。《惜别》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写出我全部的情感，只是一部分。不是我要隐瞒，而是有些东西没法写，我只能写那些可以和他人分担的东西。

　　我是很悲观的人，但生死的事，悲观与否，都没有用。看着我母亲一天天病重，束手无策。母亲走了4年，这个事情我依然没法谈，只有等时间去冲淡。终有一天，时间会将母亲去世变成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去世，其实并不是我们把她送走了，而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而她在原地不动了，我们回头看能看见她，越来越远，直到最后看不见这个人。

　　羊城晚报：这也是读您这本书最大的感受，非常节制，不滥情。

　　止庵：这本书有我的个人感受，是我选择过的，是其他人可能有共鸣的。情感的伤口应该掩盖起来，我不喜欢到处展露在外。叙述事实不能编造，而情感不仅不能编造，连夸张都不行。情感是特别值得珍爱的东西，不能随便往外拿，比如说你有十分情感，最好写六七分就行；如果有十分情感，写十分就有点满了。好比我的声调如果太高分贝，你们听着也会受不了一样。

　　2

　　随心所欲，其实只能用在读书这一件事上

　　羊城晚报：您更享受读书还是写书？好像您曾经说过只想做个“普通读者”？

　　止庵：当然是更享受读书的过程，我想做英国作家伍尔芙笔下那种“普通读者”，这话我说过很多次。所谓普通读者就是凭兴趣读书，读书没有任务，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游历，就好像一个人去过全世界各个地方，阅读让一个人的世界变得没有疆域。

　　羊城晚报：看到您最近在微博上说，您和朋友组成了“契诃夫联盟”，约定阅读契诃夫全集。您在阅读上是“精读派”，还是“博览群书派”？

　　止庵：读书讲口味，很多人以为我读很多书，其实错了。就像契诃夫说的，宁可使我的盘子空着，也不装不相干的东西。用在读书上，那就是读书一定要挑选，博览群书没有意义，像契诃夫这样的作者，我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读他的全集，但换一个作家我可能根本一个字都不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很多作者不缺我这一个读者，我作为读者我也不缺这一个作者，道理其实很简单。

　　羊城晚报：编书是您读书的副产品吗？

　　止庵：对，编书是因为那本书还没有，就想自己动手编一本。编书可以让你把一个人的作品反复看，比如张爱玲的、周作人的，目的就是可以多看一些。现在我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太好，所以没再做编书的工作。但当年的经历还是让我受益匪浅，至少知道了这些作者好在哪些地方，那我就可以不看其他不好的作品了。

　　读书也好，编书也好，都是自己的事。我觉得没必要去跟别人领任务似的。随心所欲这句话，其实只能运用在读书这一件事上，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根本都做不到随心所欲。好多人读书是跟风式的，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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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到自己看这稿子都恶心，我就不改了

　　羊城晚报：书评人乔纳森（刘铮）说您是文体家，您自己怎么看？

　　止庵：这是过誉了，只能说我对文字是非常认真的。文字和表达对象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作者如果找不准，意思就走样了。好多年前，一个作家朋友问我，什么是语感，我说就跟你对气味、温度的感觉是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所有味道都是一个味儿，但有的人会有一丁点儿怪味都受不了。

　　我是对文字比较过敏的人，写作时就会多用心一点、多推敲。写完一篇文章后，我要一遍遍地改，改到自己再看这稿子觉得厌烦恶心的程度，我就不改了。

　　羊城晚报：您对文字的敏感是您由于当编辑所得吗？

　　止庵：跟当编辑没关系，主要跟读书有关。我读书的口味就是我写作的口味，仔细读别人的书，看出人家的好，自己写东西也努力往这边靠。我绝不满足于读完就完了，一定会琢磨他为什么这样写，在写作的可能性上完成了多少。

　　我有个基本的人生观，世上的事分两种：一种是非做不可的；一种是可做可不做的。可做可不做的事，必须得认真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糊弄对付。比如说吃饭，非吃不可，可能你今天太忙了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又比如工作是非做不可的，偶尔应付应付也没问题。但比如女孩子化妆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也可以素面朝天，可以不抹口红，如果你要买口红化妆的话，肯定不可能在路边地摊上买，你一定会去专卖店买个正牌的。写作、读书、编书，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要做的话还得认真，否则你干嘛要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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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别人没说过，就值得写下去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书评人”的身份？

　　止庵：这事儿已经没法说了，其实我写的并不是书评，而是读书随笔，这两者的不同在于我根本不去评论，也不去介绍。我读的都不是新书，都是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书根本不需要你来评论，我也只是想借着读书把我跟读书相关的想法写出来。但老被人叫书评人，我也没有办法。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如今书评泛滥，基本沦为给新书打广告的现状？

　　止庵：我从自己说起吧，人家跟我开玩笑说，我写的都是已经死去的作家，或者是外国作家。为什么我从来不写当代作家？因为很多人你都认识，现在的批评环境不好，你如果说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人家真的会生气；你如果说写得好呢，连自己都受不了，很为难。

　　有些人根本不看书也在写书评，这样的文章只是给这个世界添乱。

　　羊城晚报：促使您写下一篇读书随笔的理由会是什么？

　　止庵：我对自己写关于书的文章，要求其实很简单：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文章完全可以不写，在家读书看碟过一天也很好。但如果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别人没说过的，那就值得写下去，或者一个小观点别人没说过，那就可以写。如果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不动笔。别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已经非常难。如果我们这个访谈没有一句新东西，那这个采访就是没有意义的。全篇都是新的见解，这也不太可能。这个道理在哈罗德·布鲁姆所著《影响的焦虑》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记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