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年抢救南京大屠杀口述历史 让真相昭示明天

　　用双脚揭开历史 让真相昭示明天

　　——一名记者十年“抢救”南京大屠杀口述历史

　　他揭开了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前就已展开大屠杀的事实；

　　他奔波于南京、上海、唐山等地，还访问了日本、丹麦、德国，梳理中外历史典籍，并与口述资料联系起来做研究分析；

　　他深入研究南京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这两座万人难民营，完成了“南京栖霞两座万人难民营”课题研究；

　　他寻找南京城外保护两万名中国难民的丹麦公民辛德贝格、德国公民京特博士及他们的后代；

　　他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6、30卷的编译工作，出版了《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一书。

　　他就是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戴袁支，一名为收集、整理、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作出珍贵努力的资深记者。

　　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戴袁支。

　　记者具备“用脚采访，用笔还原”的优势

　　中国青年报：您何时决定要抢救南京大屠杀口述历史？

　　戴袁支：本世纪初，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篡改教科书，这一系列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民众极大愤慨。我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觉得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青年。作为新闻记者，起初我只是想把我得到的新闻线索作为一个重要选题去做。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希望查明更多历史真相，做更大型更有深度的调查报道。

　　中国青年报：您在这个调查中的角色是记者还是历史学者？这两者的角色有没有冲突？

　　戴袁支：文史不分家，新闻学和史学是相通的，都是用事实说话(都讲细节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一致)，都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同样强调客观公正。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史学领域的新发现也是新闻。虽然在从事调研的过程中，会遇到经费不足、几种小语种不懂等困难，但记者也具备“用脚采访，用笔还原”的优势。

　　我在刚刚决定深入研究这一段历史时，动用了记者所拥有的一切社会关系，请我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朋友金存桐，设法寻访到卡尔·京特博士在汉堡的家庭，发现了40多张历史照片，征集到京特博士获得的德国二级红十字奖章和证书、博士论文、来南京的证明信等遗物。后又通过丹麦驻华使馆联系上丹麦记者，获悉了与辛德贝格亲属的联系方法。通过辛德贝格家人，寻找到辛德贝格来南京时所立生死责任状，他所持的中、日、英三国文字的证明信，1938年2月辛德贝格寄回丹麦国内并由朋友发表在丹麦报纸上记录南京大屠杀后农村景象的信件；寻找到辛德贝格拍摄的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的相册及原始英文说明；寻找到辛德贝格父亲发表在丹麦《奥泽新闻周报》上，记录辛德贝格在日内瓦放映揭露日军南京暴行影片的报道；寻找到1938年6月率领中国劳工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劳工会议的朱学范等人在辛德贝格护照上的“中国之友”的题词，以及1938年南京栖霞地区乡绅赠送给辛德贝格的“见义勇为”的丝绸横幅……

　　我在江南水泥厂考证了当年马吉所摄记录日军暴行影片，其中有15个镜头摄于栖霞地区；考证了历史照片的拍摄地；考证了日军大屠杀期间国际友人设立的小医院旧址；参与保护了仙鹤门的死难者墓葬……在栖霞寺，我收集到《栖霞山志》《寂然像赞》《寂然上人碑铭》中关于大屠杀史实的记载；我还寻访到掩护过廖耀湘、黄植楠，使他们这些抗日军人免遭日军屠杀的和姓家庭……这些既可以作为新闻报道，也丰富了大屠杀史研究的史料。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特别重视外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戴袁支：我到日本去演讲，觉得人家可能有一潜台词：你得出这些结论，是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历史研究不能从主观出发，不能预设立场，在学术上要特别注意科学、中立的出发点。二战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丹麦是中立国，丹麦和德国的见证人在这段历史中属于第三方。第三方提供的证据，更客观，更具公信力、说服力。他们记录的、拍摄的日军当年的罪行，具有很强的证据效力。

　　“史料界定的南京大屠杀开始时间应提前”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湖山村调查具有标本意义，您怎么看？

　　戴袁支：常有人说，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开始了南京大屠杀。我在调查中发现，1937年12月6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实施所谓“南京攻略”时，就已在当时的江苏省江宁县孟塘村、湖山村实施血腥屠杀。从6日当天至13日南京沦陷，湖山村被屠杀的村民有50多人，南京沦陷之后又有10多人遇难。当年日军杀人手段包括枪击、溺毙、锹砸、刀砍、用刺刀捅。

　　2002年我第一次带着大学生志愿者进行有一定规模的远郊农村调查，那是扫描式的。到梅墓、许巷、桦墅、上法讯等村，进村入户，找七八十岁的老人——当年他们是十多岁的难民。我心想：这是最后一拨儿当年的难民了，调查已具有抢救性质。第二年在此基础上，开展典型解剖式调查，到孟塘、湖山、仙鹤门等村，逐一记录老人的口述历史。为了得到客观公正的历史事实，我们完全抛弃什么“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的做法，进村前设该村没有遇到过大屠杀，让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为不让证人之间互相影响，第二年我及我带领的大学生志愿者，尝试让不同的老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接受采访，尽量问清人、地、时、事、因、果。

　　在湖山村的调查寻找了23位证人，取得21份证词，每份调查证词均由证人签名、盖章按指纹，由村委会加盖公章。而且绝大部分调查证词均有两人以上证明，力求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后来又请江苏省公证处对村民证词进行了公证，并推动在该村于2005年夏建立了被认为是南京第一座民间建立的大屠杀死难者村级纪念碑——“以史为鉴纪念碑”，我应邀为该碑撰写了碑文。

　　经实地调查，在大屠杀中湖山村有60多人遇难(包括本村人在本村、本村人在外村、外村人在本村)。而此前在该村遇难能见诸记载的仅有两人。

　　湖山村调查成果，也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南京大屠杀不是始于南京城沦陷的1937年12月13日，而是始于日军实施“南京攻略”，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阵地的12月初；南京大屠杀不仅是屠城，而且先屠了乡。今年12月6日，湖山村就比南京城早一周祭奠了大屠杀的死难者，因为该村沦陷早南京城一周。

　　设定“公祭日”乃明智之举，传承民族记忆任重道远

　　中国青年报：您对国家设立公祭日怎么看？

　　戴袁支：今年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由国家公祭，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为公祭日的设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聚拢了100多位专家学者，编了78卷的大屠杀史料丛书，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3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全史》。今年还出版了5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的公民读本，以及两卷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遇难同胞纪念馆方面也先后出版了30多卷相关著作。

　　如今，社会越来越重视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的收集、保存、研究，现在是老中青三代共同努力，学界、民间、政府和媒体各尽其力。如我们在研究期间，先后从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招募到大学生志愿者，经过培训，带他们一起深入到南京周边几十个行政村，访问数百位老人，记录这段口述历史，编成3本《苍天回眸》证言集，后来都收入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

　　南京大学张生教授、南京师大张连红教授、南京炮校费仲兴教授，都曾带志愿者下乡从事这方面的调研。特别是张生、张连红老师已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的学术方法，对大屠杀的史实进行研究。

　　我很欣慰，年轻人正在参与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资料保存工作。2002年冬，南京理工大学还出现了在宁高校第一个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学生社团，并对接受过调查的幸存者和见证人进行慰问、回访。这些对于传承民族记忆、传播历史真相具有重要影响。当年的幸存者现在仍健在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知晓当时真相的后人也越来越少。趁他们还健在，赶快把当时的记忆留下来，这无论是对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还是对于青少年的教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德国慕尼黑郊区达豪有一个二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纪念馆，馆出口的地方刻着这样一句话：“忘记过去，就会重蹈覆辙。”即将到来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国家立法机构回应民意的明智之举，对于这一天的纪念，会时刻警醒我们牢记历史，以史为鉴，让悲剧不再重演，让民族记忆得以传承。这不仅是为了告慰无辜的遇难同胞和牺牲的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是让活着的人更好地珍惜生活，珍爱生命，珍爱和平，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为民族振兴，实现民富国强的梦想加倍努力。本报记者 唐轶 实习生 王婧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