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逝世文学者：来新夏 吴小如 汤一介等

　　——3月31日，历史学家来新夏逝世。

　　来新夏

　　在学界素有“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之称，皆因他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都开一时风气之先，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

　　来新夏1923年生于浙江杭州，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等名学者，后在华北大学随范文澜攻读研究生。他1951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曾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并创建图书馆学系。

　　来新夏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1957年的《北京军阀史略》，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兴亡史的专著，“文革”中成为他的麻烦之一。有人批评他 “研究坏人的历史”，“阴暗心理作怪”。事实上，来新夏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开拓意义，多部专著是本领域或新中国成立后本学科第一部作品。他不只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个人撰写的著作摞在一起甚至高过了天花板。有人形容，来新夏属于“百科全书”式人物，且口才极好，讲课“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文章”。

　　据说，晚年的来新夏已经不再开启新的课题，而是把旧稿补充完整。他的代表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是用毛笔写成的初稿12册，但经过“文革”，仅余两册。另一书稿《书目答问汇补》也被没收，多年后被学生从废纸堆中发现。

　　——5月11日，文史学家吴小如逝世。

　　吴小如

　　被认为是现当代中国“多面统一的大家”，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他的书法艺术，已臻一流；他的戏曲史研究，与梨园刘曾复、朱家溍并称“三贤”；他的诗词造诣，获今年3月《诗刊》“子曰”诗人奖。

　　吴小如生于1922年9月8日，原名吴同宝，其父为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学生时期，曾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并于1949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他曾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林庚等著名学者，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跟随俞平伯45年。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吴小如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所做的贡献，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吴小如一生以讲课为最大嗜好，最喜欢称自己是“教书匠”。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中流传有“讲课最生动的吴小如”之说。而吴小如也调侃自己是“中文系万金油”，哪个讲堂都可以上，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开课范围能从先秦到鲁迅”。

　　行走学术界，吴小如给人的印象却是尖锐无情，过洁世同嫌。连吴小如本人也不讳言，他和同行关系紧张。对于书法界，吴小如曾批评道：“尝谓今之所谓书法家，有一批人只是为写字而写字。甚或有的人专门为追名逐利而跻身于书法之林。他们一不读书，二不‘识’字，尤其近年来世风丕变，有人竟连前代碑帖都不屑临摹研读，一提笔便想自成流派，自我作古，且动辄自封为‘书法家’。”

　　类似的针对学术不良现象的批评，吴小如经常以撰文的形式刊发于报端杂志等，因此也获得了“学术警察”的别称。吴小如谈及自己为人处事时曾说，“不是所有事情全锋芒毕露，我还有做人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有一条，己之所欲，不强施于人。否则，必然很糟糕。”

　　——7月7日，宗教学家方立天逝世。

　　方立天

　　我国宗教学界的泰斗人物，其著述代表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人大宗教学与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更是我国宗教学的重要奠基人。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学界泰斗。196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任教，其主要代表作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华严金师子章校释》、《慧远及其佛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法藏》、《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册）、《方立天文集》（10卷12册）等。

　　在国内学界，宗教学一度被认为是一门“险学”。方立天超越了长期流行的“宗教鸦片基石论”和“与宗教斗争论”的前苏联式“左”的观念，依据中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从中国宗教的历史传统与实际表现出发，深入阐发“宗教适应论”，并与一些学者率先提倡“宗教文化论”，开拓宗教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更宽广的途径。他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概括为四：本质论、价值论、历史观、适应观，使人们易于把握其要领。在佛教研究上，他既不受信仰主义者眼光的局限，又不陷于反宗教的偏激，能够入其内又出其外，秉持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去探讨宗教发展规律，深刻说明宗教现象，指明其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和化解消极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宗教正能量的可行之道。

　　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2014届毕业典礼的致辞中，就以方立天的故事送别新一届的人大毕业生：从1987年到2002年，正是中国经济生活迅猛突进的时代，也是社会风气日渐浮躁的时期，但方先生秉心静气，埋首写作15年，最终交出了一部让世界学界惊叹的鸿篇巨制《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表现出了十年甘坐冷板凳的修炼和毅力。

　　事实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正是方立天最看重的一本书，他自称是“一本书主义”，学术起步时就想着要写这么一本书，他在中哲、文献、历史方面所做的全部思考、资料的准备，最后都是为了孕育一本代表作。如方立天所愿，他成就了学术生涯的“一本书”：当今但凡做佛教哲学研究者，都绝不可绕过这一本书。

　　——9月9日，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汤一介逝世。

　　汤一介

　　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魏晋玄学、道教与道家、儒释道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1984年，他和冯友兰、张岱年等学者共同发起创建中国文化书院，竭力弘扬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推动“文化热”的一支代表性力量。

　　1927年出生于天津，其父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汤一介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汤一介的名字即取自“一介书生”，蕴含着父亲汤用彤对他的期待：一生读书做学问，传承汤氏家族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其祖训。

　　1947年，汤一介考入北大哲学系，后来在哲学系任教。继承并宏大其父汤用彤的学术传统，筑建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被认为是他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此外，在早期道教史、佛教、儒学、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西文化与哲学之比较等领域，汤一介均做出了深入的、精专的微观与宏观研究。

　　和冯友兰、朱光潜、王力等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学者不同，汤一介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学人的代表。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汤一介以“知天命”的年龄投身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等一系列著作，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开一时学术风气。由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

　　20世纪80年代，面对遭受文革破坏殆尽的民族文化，有感于中国历史上书院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颓势，汤一介联络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发起建立中国文化书院。以此为基地，他一方面面向全国连办四期“中西文化比较高级函授班”，季羡林、梁漱溟、熊十力、张岱年等一大批国学大师和学术巨臂作为书院导师，为函授班开课，培训青年思想文化新锐数万人，主编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多种，达数百万字。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亨廷顿将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视为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指出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联手，西方文化将会非常困难。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西方如何应对21世纪遇到的问题。应对“文明的冲突论。”汤一介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

　　2003年，汤一介提出启动国内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儒藏》编纂工程。《儒藏》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超过《四库全书》。2014年5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看望了87岁高龄的汤一介，亲自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6月底，《儒藏》精华编的前100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此时的汤一介已病重在身，在家人的搀扶下，坐轮椅出席了发布会。汤一介曾在多个场合说：“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11月9日，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逝世。

　　郑杭生

　　新时期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郑杭生1936生于杭州，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五年制本科，1961年毕业后留校。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这是郑杭生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

　　在郑杭生教授之前，中国的社会学的发展大体历经三代学人，由严复率先介绍西方学说入华，到孙本文、陈达、李景汉、费孝通、雷洁琼等学者一面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一面进行社会学中国化探索。此后，社会学在1952年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撤销，到1978年后恢复重建时，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概论》序言中坦言，“如果用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标准来衡量，很可以说这是‘不成样子’或‘不三不四’的”。

　　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后，郑杭生迫切感到，“面对一个刚刚才从‘文革’阴霾里走出来的国家，面对一个进入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社会学家回答一系列社会有序运行和学科建设的问题”。他的工作内容既包括了对理论的研究，也包括了对社会热点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他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论”，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因重大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回答，显示了社会学学科的独特价值，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由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社会学教材之一。

　　2012年，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在江苏吴江颁发，郑杭生是获得这一社会学领域大奖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