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隔岸的甲午》：让沉默发出声音

　　《隔岸的甲午》：让沉默发出声音 　　

　　历史一晃过去了两个甲子，120年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两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走向，一个由此加速进入了列强行列，开始脱亚入欧；另一个国家则显然偏向历史的另一方向，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急救。

　　时间如白驹过隙，饱尝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掰着手指数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期待着中国的强盛。如常所愿，今天的中国强大了许多，只是这时日本也并未衰落，相反在它经济低迷的现状下，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又开始大肆地聒噪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重述、探讨、纪念甲午海战显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时段，祝勇前往日本，为他正在创作的甲午战争纪录片，寻访日本遗址和史料。祝勇是散文家，同时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对甲午海战已经研究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角度新颖是务必要寻求的方向。日本之行，他们走访百年前与那场战争有关的许多遗迹，不管是一个个未开花的炮弹，还是一张刻有“定远”的办公桌，还是一场并不寻常的祭祀……在被忽略的遗迹后面，是一个国家历史真实的写照，就像那张刻有“定远”的办公桌，如今沉默地躺在一座寺院内，谁会在意这个办公桌曾经的主人就是“定远”号管带刘步蟾。

　　以小见大，通过一件事情、一个物体娓娓讲故事，这是祝勇最为熟悉的历史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当下中国对于甲午研究常常忽略的细节。如果能通过一个个的细节(遗迹)串起一个时代，那么，这的的确确是一次复活沉默遗迹的努力。

　　这样的努力，无论如何无法错过在日本具有特殊意义的“黑船祭”。

　　“黑船”，是日本人的说法，其实是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直抵日本江户湾的浦河港。日本近代史滥觞于此，如同晚清被英国舰队炮开了门户。这个在中国人看来有太多耻辱性的事件，日本人竟然祭以狂欢式的仪式，作为观察者的祝勇有太多的不解。他想探讨日本在近代如此顺利转向，何以日本在面对未动一发炮弹的“黑船”时，恐惧是当时日本民众的普遍反映，随之恐惧是迅速作出的选择，不仅心安理得地插上白旗，竟还有吉田松阴这样的青年要跟随军舰到美国去，为此不惜偷渡。

　　拍摄甲午，也是祝勇一次自我观念的洗礼，他不断否定自己惯常对日本的认识，就像否定关于“黑船祭”是“勿忘国耻”、“牢记历史”等简单的理解，他在书中谈到了“耻感文化”。他意识到，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观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他们的世界划分为有用的和没有用的。“黑船”带给日本人恐惧，但是也带给日本人希望，后来日本开始了他们熟悉的学习进程——全面学习西方。关于这一点，祝勇不惜笔墨写下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和李鸿章就全面学习的对话。

　　李鸿章说：“话虽如此，阁下对归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说：“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祝勇丝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与情绪，他在文中说：“事实很快证明，还是森有礼‘有理’”。这样的对话，是历史的吊诡，也是观察两个国家文化异同的绝好角度。对话的背后，还有很大的思想脉络可以挖掘，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日本在近现代化中的转型。日本学者从未间断这种挖掘，竹内好、丸山真男等学者就一直在探讨日本迅速欧化转型的根本所在。其中竹内好就多有批评日本的“优等生文化”，这一理论类同祝勇在书中提到的“有用的和没有用的”表述。此外，竹内好更从文化类型看，认为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不同于中国的回心型文化，认为日本的转向文化是缺乏主体性的。而丸山真男则直接否定了进步论，他引用他人的著述批评日本对现代化一元的追求是在践踏亚洲大陆的方式中取得的，对现代化的追求，在当时看来是从封建、从迷信中走出，但是对富有的偶像崇拜如何不是另一种迷信？

　　刚到日本时，祝勇惊讶于日本对中国研究的透彻，著作汗牛充栋、“排山倒海”，中国如同一个透明体裸奔一般。其实，日本对自己的研究更是透彻、细致，如手术刀一般冷静解剖着本民族。但祝勇更想说的是，与日本对中国了解相反，中国对于日本则一直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而中国人也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一直排斥对日本的了解。像甲午战争前，清大臣陈其元就妄言灭了日本，这与战前日本在做了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尚没有战胜把握的心态截然不同。言外之意，甲午战争已经结束，那一场海战我们败了，败得彻底，不过这场甲午战争却并未结束，只是现在落后的还是我们，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意识上。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说：“资料是一个起点，但历史学家在此之前和之后都要在场，并用技巧，做出选择。”21世纪的甲午年，历史叙述者祝勇在场，在这场日本之行中他厘清还原了许多历史现场，努力让沉默的遗迹发出声音。就像他对未开花炮弹的重新评判，否认这是清政府腐败、偷工减料的直接佐证。

　　1894年，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刻度，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小小的刻度映照的是一个朝代的兴衰走向。甲午年见证的是两个国家，甚至更多国家百年历史的转向。这是巨大的工作，也是长远的工作，远非祝勇一人所能完成，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个矛盾综合体的日本。正因如此，真实地触摸战争遗迹后，叙述者祝勇在他的文字中，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他强烈的感情，带着无奈、带着矛盾。毕竟，谁让这百年的历史遗迹无人问津？谁让历史遗迹始终沉默呢？

　　祝勇《隔岸的甲午》的价值在于，怎样看待历史、怎样看待日本和甲午之后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度的历史人文主义视角。　渠魁(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