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 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投诚者曾遭枪决(图)

　　本报记者 米艾尼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攻击。隆隆的炮声在上海外围轰响着，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敲响冲破暗夜的晨钟。

　　红日将升，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却倒在了曙光绽放前的最后一刻。

　　盘踞在沪的国民党势力不甘覆灭的命运，进行垂死挣扎。特务机关频频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5月20日，隐蔽在上海警察系统的中共党员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党外积极分子蒋志毅被秘密枪杀于闸北宋公园，史称“公安四烈士”。同日被杀的共有15人。

　　七天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接管了机关、工厂和学校，也接管了原国民党警察局。超过90%的旧警员留了下来，等待整编，为新中国服务。

　　上海的朝霞，鲜艳如血。

　　“警告信”

　　1949年5月初的一个晦暗黄昏，在福州路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内，警察局长毛森如一头困兽，脸色铁青地在室内不停地走动着。

　　毛森堪称军统老牌特工。军统头子戴笠手下有著名的“三根毛”，即毛人凤、毛万里与毛森，这三人既是戴笠的心腹，也是他浙江江山同乡。“三根毛”中，毛森以心黑手辣见长。

　　从留存下来的相片看，毛森其人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与其接触过的人也多有“谈吐不俗，颇为儒雅”的评价，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极为阴鸷，杀人如麻，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外号“毛骨森森”。

　　毛森手上沾血最多的时期，就是他当上海市警察局长之后。

　　1949年3月7日，毛森就任上海警察局局长。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记载，他的正式任命直到3月25日才下达。此前，他是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手下的二处处长，主要负责江浙沪地区的情报治安活动。委任状尚未下达就提前赴任，毛森有着特殊使命。

　　那时候的国民党政权，正在行将覆灭的恐惧中战栗、挣扎着。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尽被歼灭，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

　　长江虽险，却挡不住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国民党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对毛森说：“我手上的兵力不够防守漫长的长江，恐怕顾此失彼。所以想在上海附近给予共军沉重打击，如此一来，上海治安必须确保，故希望你毛老弟能接任警察局长一职，大力肃清败类。”

　　毛森的任务很清楚。上海市内潜伏着大量的中共地下党，对解放上海早已蓄势待发。如果没等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内就出了乱子，他这个警察局长恐怕身家性命堪忧。

　　刚一上任，毛森就挥起了警棍和屠刀。4月，他根据紧锣密鼓的调查结果，布置警力抓捕了近400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很多人不经审判就秘密处决。一时间，上海市里风声鹤唳，血雨腥风。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五月初，兵围上海。

　　上海能不能像汤恩伯说的那样“固守六个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森不能置喙，确保上海市内不出乱子才是他的职责所在。

　　偏偏乱子就出在上海市内，而且就在警察局内、他这个警察局长的眼皮底下。

　　四月底五月初，众多上海警察的家中收到了格式相同的一封信，其中也包括毛森本人。

　　这封信的主体是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发信人没有署名，但显然是中共地下党所为。在《约法八章》之外，这封信还附了一页“警告”，言辞可没有《约法八章》那么客气，它的警告对象是上海警察局中的顽固反动分子：

　　“你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 《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毛森在军统任职十余年，也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斗智斗勇十几年，从来都是军统掌握着生杀大权，对中共地下党员们捕杀残害。而这封信却把位置互换，中共地下党几乎是指着毛森和上海警察的鼻子在喊：“缴枪不杀！”

　　警察局汇总上报的警告信有两千多封，而且精准地投递给了那些“效忠党国”的“骨干”，显然，只有熟悉警察局内情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据说，一贯“谈吐不俗”的毛森，当天给下属打电话下命令时的声音都变了调：“我身边就有共党奸细，一定要限期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