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洞庭山炒茶师后继乏人 大师自费制作“课本”

　　在3月15日举办的洞庭山碧螺春新闻发布会上，一则讯息令人震惊又惋惜：虽然入春以来茶叶产区风调雨顺，产量将比去年增加20%，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采茶工和炒茶师，大量顶级茶叶只能被留在树枝上。

　　现状：炒茶大师自费制作传承手艺的“课本”

　　灶前炒茶，灶后烧火，苏州洞庭山碧螺春独特的炒制工艺早在2011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地炒茶大师的技艺在多次国家级比赛中捧回分量极重的奖项。东山御封茶厂的严介龙对去年参加“都匀毛尖杯”全国手工制茶大赛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比其他选手晚20分钟下锅，却比他们提早20分钟出锅。杀青的高度比别人高很多，评委最后全部围过来了。”谈起去年全国大赛上“出风头”的事情，严介龙语气中充满自豪：“苏州出去的炒茶大师，本来就该这么牛！”面对来自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手工卷曲型绿茶炒制大师，严介龙告诉记者，他拔得头筹靠的是36年炒茶人生中积累的对于时间和火候的精准把握。

　　然而捧着奖杯回到东山，他却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而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自费几十万元将炒制碧螺春工艺制成微电影。记者在电脑上看到了这部还在后期制作阶段的影片：融合了太湖、东山、老宅、太极等江南元素，用极富诗情画意的手法将采茶、挑叶、炒茶、泡茶的全过程完全展示。记者特别注意到，在炒制中一些技术性极强的关键环节，镜头非但没有遮挡掩饰，反而大方地刻意用慢镜头详细展示。“就是希望能为炒制碧螺春留下点资料，感兴趣的人能来学。”严介龙告诉记者，推动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是炒茶大赛上部分外地选手带来的冲击：“各地选手在一起交流，我发现许多外地品种都在参照碧螺春的炒法，而这恰恰是碧螺春品质的关键。”看到外地炒茶人忙于偷师、纷纷异军突起，而本土碧螺春炒制却后继乏人，严介龙希望以这套“课本”为引子，让更多当地年轻人关注碧螺春。

　　同样的忧虑也呈现在西山茶业协会会长周永明的脸上。接受采访时，他正在统计全镇愿意参加百人拜师活动的炒茶大师名单：“如今会炒茶的年轻人实在太少，没人传承，以手工制作为特色的碧螺春以后还怎么维持品质？”周永明告诉记者，将在本月底举办的拜师活动将面向全市18-35岁之间的所有年轻人，大师会手把手传授制茶过程。“一天的教学不可能让生手真的学会炒茶，但至少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开始关注这件事。”

　　调查：一万七千户中难觅“茶二代”大师

　　东、西山的一万七千多户茶农中，有多少年轻人能炒得一手好茶？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多次前往两地的茶叶主产区、茶厂集中地和茶业协会，但调查结果令人遗憾：会炒茶的本地年轻人，有，不多，基本作为业余爱好；能够水平稳定地独立炒出几锅好茶的年轻人，实难寻觅。周永明说：“东、西山千家万户都有茶园，主要是老一辈在炒茶，实在赶不过来了就雇点外地人。小辈们最多只能帮忙采茶、挑叶。”

　　32岁的罗雅芬是西山涵头村人，父母都是茶农，家中有两亩茶园。每到茶叶上市的季节，年过六旬的父母就会进入最忙碌的状态：患有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的母亲要成日采茶、挑叶，而父亲在做完一天保安工作后，晚上要炒茶直到深夜。罗雅芬告诉记者，自己从小看着父母这样辛苦，曾想学习炒茶帮他们分担一些，但最终因为怕烫、力量不够而放弃了：“杀青时的温度要高达300℃，并且炒一锅茶40分钟里完全不能停，对女生来说有些吃不消。我只能选择其他方式帮他们。”

　　罗雅芬的经历在许多本地茶农的孩子身上都发生过，事实上除了炒茶难学外，当地人的固有观念才是阻碍“茶二代”成长的关键。“炒茶很辛苦，忙到凌晨4点是常有的事，但普通茶农一年也就赚个五六万。”罗雅芬对记者说，许多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在培养子女的最初就不打算让他们再“重蹈覆辙”，甚至觉得孩子外出打工比留在家里炒茶要光荣。“老人们宁愿孩子在外地忙得回不了家、让茶叶烂在树上，也不愿他们再回家做农民。”这样的观念如今在东、西山老一辈茶农中依然流行着。

　　“只要肯吃苦，哪有年轻人学不会炒茶。关键是对于农业的观念要改变。”生于西山歌月湾的年轻人黄雁萍与罗雅芬的想法不谋而合，两年前，她毅然把在市区从事金融行业的丈夫带回西山老家“试验”：丈夫从未接触过炒茶，但体力好、能吃苦、对炒茶又有兴趣，他能不能将父亲的炒制技艺全部学会？结果让人欣慰。“最初，他吃了很多苦，手心、手臂甚至指甲缝中的嫩肉上都被烫出水泡。难得的是他性子慢，愿意沉下心来学，两年下来已经可以独立炒制。”黄雁萍欣喜地告诉记者，丈夫偶尔甚至能炒出一锅与老师傅水平相当的茶叶。今年茶叶上市期间，黄雁萍和丈夫依然会在周末回到西山，帮父母采茶、炒茶。

　　期待： 碧螺春技艺传承期待更多关注和扶持

　　值得关注的是，东、西山能炒得一手好茶的年轻人不多，但愿意利用知识特长返回农村、帮父母“突围”的新生代新型“农二代”却越来越多——微信营销、改良包装，一批批80后纷纷出手，打开了地产农产品现代市场营销的一扇门。

　　罗雅芬就是用这个方法在帮助父母。2012年起，她为自己家的茶叶注册了“今雨”商标，改良了传统碧螺春茶的包装，专做高档茶市场，利用朋友圈的人脉关系把茶叶卖到了上海、河南、广东、台湾等地。黄雁萍更是在几年前就辞去上海一家大公司财务职位，返回家乡组织周边的村民一起成立了一家合作社，注册了品牌商标，线上线下结合，大胆地经营起绿色农业。来自吴中区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由这批新生代农民主导的网络营销方式已占到东、西山农户和专业合作社的近三分之一。

　　不过，在农业这根巨大的产业链中，脱离了生长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是断然不行的。同严介龙、周永明等老一辈茶农一样，黄雁萍和罗雅芬这样的年轻人也意识到了危机。“再过20年父母都老了，炒碧螺春的任务只能由我们这一辈完成，以我们现在的水平，还能炒出顶级碧螺春吗？”黄雁萍对记者说，也许未来农民的职业化规范发展、政策扶持等才是吸引进城农民返乡的关键因素。“出生在茶乡的年轻人大多对茶叶饱含感情，如果让他们在人生规划中受到更多指导、指引，我相信碧螺春的传承不是问题。”

　　一家农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向记者介绍，在法国这样的农业发达国家，黄雁萍的期待已经部分实现了。虽然法国也面临年轻人涌向大城市、大农场多由老辈在坚守的相似情况，但那里农业专业化程度很高，不同领域的农民可以考取专业执业证书上岗，农民到了一定年龄可以退休，年轻人从事传统农业还享受一些政策优惠等，“因此去大学拿一个农业工程师的学位，再回老家做农场主，其实在法国年轻人中也蛮流行的。”研究人员说，未来茶农的职业化转型也许是解决碧螺春技艺传承的较好途径。姑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