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自曝有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都有此类病症

　　携带新作《床畔》亮相 与刘震云共忆当兵岁月

　　仇宇浩

　　昨天，严歌苓带着从起笔到付梓横跨20年的最新作品《床畔》，与刚刚推出阿拉伯语版《手机》的刘震云在北京进行一场关于写作的对话，分享了彼此的文学观点、创作状态，严歌苓和刘震云不仅都当过兵，还是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的同学，二人畅谈青春记忆，一个幽默，一个优雅，一收一放，相得益彰。

　　刘震云：我当兵怎么没遇到万红？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刚刚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归来，在那里首发的阿拉伯语版《手机》创造了新的文化纪录——由埃及、黎巴嫩、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出版社同时出版，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首次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同时出版发行，也是第一次在翻译的过程中把中国方言换译为埃及方言。此外，《一句顶一万句》《塔铺》《温故一九四二》《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也将陆续推出阿拉伯语版。

　　自言这一路上都在看严歌苓新书的刘震云称：“歌苓是非常独特的作家，她是不断打捞被国人遗忘的历史碎片的作家，这是作家对文学、生活、历史独特的认知。”也拜读过刘震云作品的严歌苓说，《床畔》与自己当兵的经历有关，“我在部队呆了13年，一直有军人情结。军队的生活可以让我写出护士万红的故事，我觉得对自己的青春似乎也有了一点交代。”刘震云接着说：“歌苓当过兵我也当过兵，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不同的是，她是文艺兵，我是在戈壁滩上，冬天零下20℃我都每天背着枪站岗。第一次见文艺女兵的时候，她们说的鸡毛蒜皮，我听着都像天堂。我看了《床畔》特别有感触，张连长遇到那么好的护士，我为什么没遇到？我原来写过一部小说《新兵连》，大家可以看看，可以和《床畔》结合着看，《新兵连》写的是男的，《床畔》写的是护士万红让‘新兵连’走向‘床畔’。”

　　严歌苓：以后不写作了就讲课

　　采访中，严歌苓坦言“把自己民族的、自己所遇见的故事用最好的语言写出来，使中文越来越美”，是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她遇见的故事很多，“我在美国的创作老师曾说，什么都能写，就看怎么写。怎样写关乎于小说家的造诣与境界，写什么则是小说家的兴趣。我兴趣广泛，什么都感兴趣，每次回国都有很多新鲜事扑面而来，所以我的故事量、题材量也就广泛。”她的故事素材很多来源于新闻报道，“我有看报纸的习惯，还曾让家人专门给我做报纸剪报，然后慢慢读剪报，读到让我有感触的社会事件，我就会将之归于素材库里，以后就可能写进小说中。我刚完成的小说是讲上海舞男的，灵感就来自报纸上的一篇报道。”除了刚完成的书稿，“小说《妈阁是座城》的剧本初稿也写完了。”

　　“尊重生命决不放弃”的道德理想主义小说《床畔》是严歌苓最新出版的小说，但最早提笔却是在1994年，故事素材来源于她当兵的往事和朋友的护士经历，这个护士万红的故事20年里严歌苓三易其稿，“我跟女主人公万红很像，都有对自己信仰的坚持。我对这部作品的期望很高，开始总是写不出感觉，但又不愿放弃，所以就写了三遍。”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张艺谋也曾提过建议，“我在写第二稿时，正筹备《金陵十三钗》的张艺谋导演曾给我提过建议，他建议我不要用护士万红和英雄连长两个人物的视角来写。最终我去掉了英雄连长的视角，只保留了万红的视角。”严歌苓透露，《床畔》的影视版权已售出，不过不是张艺谋来导演。

　　说起中美编剧的区别，严歌苓觉得各有好处：“美国的编剧市场规范，说好改两稿就是改两稿，国内没有合同制约，但是如今国内影视市场好，稿酬高，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虽然写剧本来钱快，虽然也肯定影视对小说销量的推动作用，但是严歌苓还是更喜欢写小说，“写小说比较自由，写剧本是写命题作文，会有压力会累，其实我有躁郁症，有巨大创作力的人，比如伍尔夫和凡·高都有此类病症。”

　　一部《床畔》三易其稿、创作横跨20年，严歌苓笑言很“羡慕”那些每天在线持续更新的网络作家，“我的写作习惯是没法把未完成的或没有深思熟虑的作品拿给别人看，就像是穿衣服穿一半就走出去，会非常羞怯。我已经立了遗嘱，其中有一条是，任何我没有写完的作品，一定不能面世，要烧掉。因为，未完成的作品，是我个人很私密的东西。我只愿意把成熟的作品拿出来。”

　　去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增了“文学创作”的硕士专业方向，邀请格非、严歌苓等做导师，严歌苓告诉记者：“我已经讲过两堂课了，想成为作家，肯定要有一定的天赋，但是后天的学习和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我本来面对陌生面孔会惊慌失措，但是教下来，发现还是很有意思的，也许将来不写作，会试着进校园教课。”

　　新报记者 仇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