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电影《闯入者》：历史的重压个人无力承担

　　电影《闯入者》剧照

　　罗 群

　　王小帅导演作品《闯入者》上映已有段时间，院线排片不多，但作品口碑不错，这部导演口中的“严肃电影”的确是一部诚意之作，它没有直接表现“文革”，它想说的似乎更多。

　　故事发生于“文革”之后40年左右，也就是当下，但主人公邓美娟老太太的打扮以及家里的陈设相对于当下这一时间点显然太缺乏现代感，颇具笔者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围绕着那个服役多年最终坏掉的足浴盆展开的一系列情节也让我们看到，邓美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跟北京这座大都市格格不入，她的“较劲”俨然使她成为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历史中跌入当下的闯入者。

　　同时，邓美娟也是两个儿子的生活的闯入者，她常常如幽灵般突然出现在儿子家中。大儿子张军对母亲的闯入保持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宽容，而二儿子张兵则跟大儿媳一样，跟邓美娟的关系相对紧张。影片特地将张兵设置为同性恋者，虽然对此的表现稍显刻意，但也的确令母子矛盾因包含了不同的价值观、生活观而有了更复杂的意味。影片对母子、婆媳关系的处理很像时下流行的家庭伦理剧的路数，邓美娟的强势、控制欲强等特点也于此充分显露。

　　影片在家庭伦理剧的路上走了许久，对母子关系、代际矛盾的表现细碎而真实，邓美娟那种“我的初衷是为你好，我有‘正义’的目的，因此无论我做什么、怎么做都合理”的强调目的正义、忽略程序正义的行为逻辑也带有某种历史的印记而耐人寻味。而邓美娟突然频频接到骚扰电话的情节则把影片风格引向悬疑，这个神秘骚扰电话成了邓美娟及其儿子生活的闯入者。

　　观众显然会对骚扰电话是谁打来的心中有数。影片一开头就出场了一个红帽子青年，他随意进入别人的家，用一壶开水浇死别人的花的行为鲜明地流露出他对社会的恶意。青年有意接近邓美娟，并如愿走进了她的生活。邓美娟留青年住在家里，给他做好吃的，把无处安放的爱部分地放在了他身上。然而邓美娟不知道，这么做简直是“引狼入室”。

　　影片通过张军之口介绍了邓美娟“文革”末期为争取从贵州回到北京指标而对与她一样积极参与各种运动、批斗了很多人的同事老赵“痛下杀手”的一段前史，她的举报使老赵一家永远留在了贵州，老赵最后含恨而终。而红帽子青年正是老赵的孙子，他是来找邓美娟寻仇的。

　　红帽子青年本有很多机会对邓美娟下手，但他终究没有这样做，数日相处邓美娟对他的好此刻显示出化解仇恨的力量，这是人性对仇恨的胜利。青年选择了撕碎那些老照片然后离开，仿佛想通过撕碎历史的影像而消解历史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和仇恨。

　　当邓美娟辗转来到破败的老赵家门口，老赵妻子旭芳写满沧桑的脸诉说着生活的艰辛，旭芳给邓美娟的一记耳光分明地提示着：历史结下的仇恨没有因红帽子青年的离开而轻易消解。邓美娟终于捋顺了红帽子青年和老赵的关系，此前的种种怪事也终于有了答案。邓美娟想报警，但她没有，对当年行为的内疚战胜了自我保护、除去后患的欲求。这里，影片又一次显示了人性对仇恨的胜利。

　　邓美娟得知警察在搜捕红帽子青年后，一路小跑地来到老赵家，她甚至给旭芳跪下，请求她相信自己，让红帽子青年赶快出去躲躲。这一跪因为历史的纠葛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是认错，是忏悔，是祈求对方的理解，还是给自己一个安慰？或许都是，也或许都不是，亦或许，这毕竟暗示着某种和解吧。

　　影片前半部分的叙事节奏舒缓绵密，后半部分尤其是邓美娟来到贵州之后，叙事节奏明显加快，越是接近真相、逼近“文革”，故事讲得越快，越显出仓促的意味，红帽子青年的坠楼而死甚至快得有点荒诞，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邓美娟表情复杂的脸上，影片戛然而止，呼之欲出的和解主题最终还是被悬置了起来。

　　许多论者诟病影片如此处理让人无所适从，笔者倒以为不妨把这种悬置当做一种症候来解读——今时今日，对特定历史的呈现和反思或许注定是仓促的。对历史的闯入只能通过个体的视角，而历史的重压却又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无力承担的，一个个案的不了了之，也许意味着应该从整体上努力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