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作家鹿地亘反二战 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图)
记者宋磊
《保卫武汉》
鹿地亘
烽烟迫近
狼群聚嗥
呵 在武汉的边缘
兄弟们 时候已经到来
在雷击电掣般的滥炸
和血肉横飞的当中
刚毅不屈的精神
在我们战士的胸中
为光荣的武汉誓师
在全世界人民欢呼里
高擎着圣旗
看啊 念啊
圣旗上
染着鲜血的文字
﹃保障极东的和平﹄
这儿是地狱的鼎
沸腾着战士的血潮
愿意尝试 就伸手进来
起来 市民
日本人民
我愿追随你们前进
我愿贡献生命
在这儿迎头痛击
腐蚀祖国的鼠辈狼群
注 诗中﹃极东﹄一词
日语中意为﹃远东﹄
︵冯乃超译
原载于1938年第1期
︽诗时代︵武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没有与日本法西斯同流合污，而是站到中国人民一边，创作了大量反战文学。他们来到武汉从事反战工作。
近日，记者采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抗战史专家毛磊。他告诉记者，1938年3月至10月，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武汉从事反战工作，“他们通过努力，极大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鹿地亘（中）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人员在前线对日军喊话
“请相信我，我会向日本兵扫射”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反动，敢于批判自己的祖国，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就属于这个群体。”毛磊说。
鹿地亘1903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九·一八”事变后，鹿地亘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他因此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日本政府逮捕，1935年获释出狱。
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辗转来到上海，内山完造先生介绍他与鲁迅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在上海，鹿地亘开始公开发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文章。上海沦陷后，鹿地亘夫妇避难香港。
1938年初，鹿地亘致信郭沫若，希望对方能给他在武汉介绍抗战工作。毛磊说，鹿地亘还多次对中国友人说：请相信我，我会坚决抗日，我会带着机关枪上前线，向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兵扫射。
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为此专门去找政治部部长陈诚，提出对敌宣传必要，并请日本朋友协助工作。陈诚问他，怎么找个日本人来呢？郭沫若说：我在日本留学多年，但日语还不够精通。鹿地亘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对日本的新闻宣传很重要，他的到来，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当即表示赞成，安排鹿地亘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
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1938年3月23日，鹿地亘夫妇抵达武汉。那天，他们得到陈诚与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以及郭沫若的迎接。几天后，武汉各界名人举行欢迎会，吴国桢、沈钧儒、邓颖超、史沫特莱等200余中外人士与会。
毛磊说，欢迎会上，鹿地亘在致谢词中说，日本军国主义最害怕中日人民友好，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和友谊，日本民众明白真相后，会反对军国主义。所以，我们要加强中日友好，这是对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
“他的这一讲话，直击军国主义要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毛磊说。
在郭沫若的提议下，鹿地亘被聘为设计委员，“设计委员相当于顾问，在第七处是一个重要岗位。”毛磊说。
“到任之后，鹿地亘夫妇非常尽职尽责”，毛磊说，他们在报刊上发表反战文章，还积极联系日本进步新闻人士，让他的文章也能在日本报纸刊登。
武汉大学教授吴永贵告诉记者，在汉期间，鹿地亘与法国记者色斯有过一次谈话。在谈话中，鹿地亘说：“我同情于中国，日本的同胞知道了，他们已经给我判了死罪，然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汉口很自由，与中国政府合作，我起草对日的传单，用无线电向日本的兄弟姐妹们广播消息……”
最后，鹿地亘对色斯说：“我希望日本最后觉悟，他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是他自己。”
这一年，鹿地亘在汉口广播电台用日语向日本国民演说，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抗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还冒着炮火，随同以郭沫若为首的武汉前线慰劳团到前线慰问，并对前线的对敌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在武汉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反战文学作品和时评，被时人称为“日本人民的代言人”。
毛磊认为，鹿地亘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思想，分析说日本军国主义表面猖狂，本质却是极其虚弱的，它必然会失败，中国人民必定会胜利。“这些观点从日本人口里说出，对军国主义的信心瓦解作用巨大，对中国人民抗日也是一种鼓舞。”
教育感化日军俘虏
毛磊指出，除反战写作、宣传外，鹿地亘还到各地日本俘虏营，对日本俘虏进行教育、感化。
1938年10月初，鹿地亘受委托到湖南常德市盐关“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参与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他每日讲演、交谈，并向俘虏们讲解中国著名抗战歌曲《长城谣》的内容。
“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日本俘虏觉悟了，他们自觉成立反战同盟。”毛磊称，鹿地亘的工作直接促成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
为了支持抗战，1938年7月，武汉及各地发动了献金运动，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池田幸子来到位于司门口的献金台献金，把自己的稿费交给朱德总司令，表示坚持支持八路军抗战。
武汉沦陷前夕，鹿地亘夫妇随一部分中国作家辗转至湘黔。1938年11月抵桂林，组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任负责人。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曾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1年。其后，鹿地亘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直至1982年去世。
“虽然鹿地亘夫妇在武汉只有半年时间，但却是他们在中国进行反战宣传最重要的时期，尤其是为‘反战同盟’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磊说。
他常说“中国肯定会欢迎我”
连日来，记者多方打探，试图寻访鹿地亘家人。武汉多位抗战史专家均表示，对鹿地亘家人近况一无所知。
记者检索关于鹿地亘的书目后发现，国内此方面专著较少。2008年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一书对鹿地亘研究深入，作者为日籍人士井上桂子，她留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井上桂子曾在2004年、2005年，分别采访鹿地亘第三位夫人濑口允子和长女坂田晓子。
据井上桂子在其书中所述，坂田晓子在回忆鹿地亘时称，父亲曾在国内被称为卖国贼，对此，他对女儿说：“我没犯大错是因为我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也没有离开无产阶级。尽管没法百分之百地奋斗，但我坚持继续奋斗下去。”坂田晓子还说，父亲相信一般大众，并且认为为了不让军国主义重演独裁，“应在人民的纲领下进行工作才对”。
濑口允子向井上桂子回忆：“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跟鹿地亘正一起听对外短波。听到解放军进入北京的消息，我们都很感动。”她还回忆道：“鹿地亘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再次访华的夙愿，但他常说‘中国肯定会欢迎我’，直到他病逝。”
记者欲通过井上桂子联系到鹿地亘家人，遂致电吉林大学出版社。该出版社一位编辑表示，该书出版时间已久，难能联系上井上桂子。
（记者宋磊）
《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封面
小传
在阵前用扩音器
向日军喊话
鹿地亘本名濑口贡，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骨干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鹿地亘辗转香港，于1938年2月经广州抵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
1939年12月，鹿地亘在桂林郊外南岗庙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随后奔赴昆仑关。鹿地亘和盟员们分成3个小组，分别深入阵地前沿，冒着枪林弹雨，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阐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并散发日文传单，瓦解敌人军心。
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在重庆隆重成立，鹿地亘任会长。鹿地亘领导盟员出版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究》，分发各战区司令部。他还创作了以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由盟员们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演出，并由电台向日本广播，引起强烈反响，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审讯日军俘虏的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有效开展对敌宣传的策略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制。鹿地亘并不因此泄气，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鹿地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单独会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直至1982年去世。
（记者宋磊）
将战俘培养成“有自觉的日本人”
鹿地亘在1938年4月14日第一次见到日本战俘，并亲自接待他们。那时，他们来武汉不到1个月。
鹿地亘第一次见的两名日俘是两个日军飞行员，双方进行谈话后，鹿地亘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我会立即过来。”
几天后，其中一名战俘再次找到鹿地亘，“没想到，我高兴得跳了起来！”鹿地亘如此形容那刻的心情，在他看来，他的方式是有效的。
鹿地亘的《和平村记》中记录了他与日俘的对话：
鹿地亘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国？”
日俘A说：“（被俘）已像战死一样……”
鹿地亘说：“是不是你感到被俘羞愧？这是不对的。刚才我已说，这次战争就是对于日本可耻的战争，未死的你却是幸运的，这个事件以后你肯定会了解。”
日俘B说：“这里也有人说被帝国主义欺骗，说我们是战争的牺牲者，但我蔑视这种人。”
鹿地亘对他说：“服从精神，这是所谓的皇军的美德……是奴隶的美德。奴隶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没有责任，这种爱国，不是真正的爱国……”
通过对日俘工作，鹿地亘开始树立一种观念：坚持培养“有自觉的日本人”，即培养“明确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战思想，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日本人。
（摘自《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 井上桂子著 记者宋磊整理）
>文化新闻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