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曾在西安建分校：拆明代古庙建校

　　“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这是1924年5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而位于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是国民党军事集团中最大的军事院校之一，学生总队毕业人数最多，居各分校之冠，“一个人可顶几个师”的熊向晖就出于第七分校。

　　黄埔军校，全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陆续开办有潮州、长沙、汉中、武汉、西安等十所分校，是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战。

　　为满足抗战需要，为国民革命军培训营以下军官，1938年初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在西安王曲镇（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办）成立，因此也叫黄埔军校西安分校。

　　奉命办校

　　下级军官损失惨重 胡宗南奉命培训军官

　　提起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胡宗南。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视的军事将领，是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1936年前后，身为国民党陆军第一师师长的胡宗南率部驻防甘肃天水，为了扩充部队、培养干部，经蒋介石批准，他在天水成立了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胡宗南时任第一军长，并奉命东调参加淞沪会战，西北军官训练班遂停办。淞沪战役后，部队军官尤其是下级军官损失惨重，亟待补充。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备战区设立军校分校，大量培训初级军事干部。

　　1938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正式奉命筹办，于3月29日在陕西凤翔正式成立，5月份迁至西安王曲镇，训练基地远及陕甘两省的兰州、天水、凤翔、西安、户县等地。在校本部辟窑洞为营舍或驻寺庙，陆续建有黄埔村、留村、曹村等新营房。胡宗南任七分校第一期校主任。

　　拆庙建校

　　“借”十三省总城隍庙 占地拆取砖瓦木料

　　王曲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潏河北岸，滈河之滨，自古就是长安八大镇之一，是西汉时著名的皇家宫苑区所在。如今村庄依旧静谧，但昔日胜景已不复存在，原第七分校的遗址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

　　4月28日，华商报记者来到王曲村，如今对七分校有所知的老人已屈指可数，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几位老村民，通过他们破碎的记忆和文献记载的史实来还原关于七分校的生活点滴。

　　“七分校来了以后就占了我们这最大的庙——十三省总城隍庙，把庙里的道士赶了出去。”今年64岁的王曲街办北堡寨村村民左然平说。

　　王曲的“十三省总城隍庙”约建于明嘉靖年间，占地221亩，可容数千人祭拜。庙前有一南北长19米、高18米雕花精美的避水神壁，相传内有避水神珠一颗，能阻挡滈河水冲进城隍庙。胡宗南认为这里是一处风水宝地而带兵入驻，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

　　“听说在顾希平手里时还给庙里的道士写过借条，只不过这些现在都无从查起了。”左然平说。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教官闵继骞在回忆关于黄埔军校也曾提到，第七分校军官总队“拆庙‘劳动’”，学员入队后，会由队职军官带领到驻地附近，找寻庙宇拆取砖瓦木料，用以堆砌饭桌、盥洗台，或做睡铺镶边。附近的拆完，就到较远的村庄去拆。当地农民对此十分反感，有时会阻拦或聚众把学员赶走。一些学生总队也有类似情况。

　　发展壮大

　　原操场负荷不了上万人 另辟500亩建“河西大操场”

　　第七分校在王曲正式成立以后，就开始陆续招编第十五期学生总队。年底前后就招收了上万名学生，分校规模大，发展快，原有校部北边可容两三千人的操场已难负荷，于是在河以西，另辟了一处颇具规模的大操场，名为“河西大操场”。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教官姚耀斌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提道，“河西大操场”占地五百多亩，全部是占用附近农村的耕地，以西王曲村的土地最多。当时，是由七分校政治部民运组与村民商定，以每亩地年付小麦四斗，折给法币十二元补给村民。头几年，农民还来领取，往后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四斗麦的折价买不到一包火柴，也就没有人再到民运组来领票子了。

　　沿操场东边有车马通道，南端与村路相接，北边居中，建有凸字形七开间高大的校阅台。校阅台附有保管室，常设人员看守，各期学生毕业典礼多在这里举行。

　　抗日战争期间，军校校长蒋介石、军训部长白崇禧曾在“河西大操场”阅兵“训话”。美国时任副总统华莱士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魏德迈等盟军长官来第七分校时，亦曾在此间阅兵或讲话。

　　第七分校落户王曲的时候，王曲村村民姚克儒才13岁，那会他常常在操场旁边看部队操练、领导讲话。他记得当时的陕西名将关麟征还曾在大操场上讲过话，大意是让士兵们鼓起勇气，不要害怕。“当兵的也真是可怜，天刚下完雨，娃们的鞋都烂了，还是扛着重机枪走正步。”

　　军民关系

　　教官住老百姓家 拉壮丁时会帮忙说情

　　因为学校的操场没有围墙，村里孩子们经常会在操场外围看训练，官兵们穿着橡胶铠甲，拿着木剑拼刺刀、骑马、驯马。

　　时值抗战，第七分校也笼罩着同仇敌忾的气氛，凡学生训练驻地，处处响彻抗战杀敌的吼声。

　　提起部队的战马，好多人都记忆犹新，78岁的王曲村村民姚克儒告诉华商报记者，那时候第七分校大概有二三十匹战马，学校的马训练得非常好。“士兵骑马打靶子，有学员假装从马背上摔下来，马感觉到后，就会返回来，卧在地上，让学员再爬上去。”

　　“给马在屁股上烙字呢，马疼得愣怂跳”，“那马还会跳火圈呢”，因为年龄的关系，82岁的王曲村村民姚玉泉讲述时吐字缓慢，但却透着欢喜，边说边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那会我还是碎娃，部队操场的草长得好，我就经常在操场上放牲口，每次都会被清洁排排长顾斌撵着跑。”顾斌是姚玉泉唯一记忆中一个能叫得起名字的军官，而他之所以能被记得，一个重要原因是后来他入赘到王曲镇北江兆村做了上门女婿。这个排长后来和大家一样成了农民，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前两年过世了。

　　老人们回忆，那会学校的营房比较多，分布在周围的其他村子，学员是住在城隍庙的，教官都是带着太太和孩子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教官太太们大都穿着旗袍，带孩子、做饭。

　　姚玉泉回忆说，当年国民党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还算融洽，也没见过官兵打人，有些官兵甚至还会帮村民。“遇上拉壮丁，实在不想去的，向住在家里的教官求情，有的教官会帮忙说通关系。”

　　特殊记忆

　　谈之色变的“第三科”枪毙过不少人

　　在被采访的所有老人中，无不提及当时第七分校的“第三科”。他们说不论是校内军官犯了错误还是外面的土匪和共产党被抓，都是在这里审讯，刑罚厉害得令校内外的人无不谈之色变。“犯人戴着手铐和脚镣，审讯完后，就把犯人押到胡家沟的窑里关押起来。”姚玉泉说，第三科是部队里问案的，审讯土匪和共产党，以前有个孙科长和毛科长，他们枪毙了很多人。

　　“不管是军官还是学员，只要你犯错，就拿杠子打。”姚克儒说，有一个叫姚玉峰的人是第三科的干部，“有一次勤务兵去他临时居住的百姓家借篮子，姚说没有，但是勤务兵看见院子里有就直接想拿走，姚玉峰上去二话没说就把勤务兵揍了一顿。”

　　资料显示，第三科是第七分校主任办公厅下设的军法科，上校科长为毛树声，主要处理来往公文，负责王曲地区军风军纪巡逻、审讯案件等。科下分行政组、审理组、执法组；科内还设有第二法庭；除科内分三个组外，科外还设有一个便衣队和一个警卫排，并设有轻、重两个禁闭室。

　　毛树声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同族，因毛人凤的关系，成为军统分子。到第七分校后，又成为以刘庆曾（办公厅二科参谋情报科的科长）为首的“胡特”要员。

　　“闲冷棋子”

　　致国民党“闪击延安”计划破产

　　1937年秋，熊汇荃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由“共产党一手安排”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并最终成为胡宗南的秘书。在组织的建议下，他改名为“熊向晖”，意为在隐蔽战线中面对黑暗，怀揣光明。

　　1938年5月，在胡宗南面试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被选中后，熊汇荃被安排进入第七分校学习，第二年3月便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很快成为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深得胡宗南赏识和信任，就连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其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他起草。因胡宗南开始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所以熊向晖这枚“棋子”一直“闲”着。

　　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密电胡宗南“闪击延安”，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于7月9日进攻边区。然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汇荃传出。

　　1947年3月，熊汇荃在蜜月旅行中突然被胡宗南紧急召回，并安排“3月10日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的紧急任务，同时交给熊汇荃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二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3月3日晚，熊汇荃用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因为及时获得情报信息，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胡宗南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

　　熊向晖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使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撤销解散

　　第七分校共开办了七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颁布军事复员令，中央军校各分校奉令撤销。因当时七分校还留有十个大队的学生没有毕业，所以在1946年结束七分校的同时，改组成立了隶属于军校成都本校建制的“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督训处”（以下简称督训处），继续对留王曲的学员生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工作。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教官王麟书等人曾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撰稿说，1949年10月，军训班迁往四川新都县，此时，负责人都已四散逃逸，军训班一时成散乱状态，人心惶惶。而后，军训班所有人员推举崔国英和任荣甫二人为代表，率领全体官兵，以原二训班的名义在新都宣布起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至此正式解散。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从15期到21期总共开办七期，共计培养毕业生25569人；此外尚有军官训练班、军官教育队、政工干部训练班、补训大队等毕业生约一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