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是尧都？专家：立论的基础有疑问

　　彩绘龙纹盘（陶寺遗址出土）

　　彩绘陶簋（陶寺遗址出土）

　　陶寺观象台复原图

　　有朱书陶文的扁壶　　（陶寺遗址出土）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卜松竹

　　在新闻发布会上，王巍综合陶寺遗址的一系列考古成果指出：“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规模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相当契合。后世历史文献、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所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尧的都城。虽然对于陶寺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性质和功能，还无法下定论。但毫无疑问，尧都正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转变。”然而，针对这一成果的公布，考古学界却存在着一些更为审慎的声音。

　　日前，在山西召开的关于陶寺遗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指出，陶寺已经可以确定为尧的都城，因此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可以改写了。那么陶寺遗址究竟是什么？它的发掘过程怎样？在中国考古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地位？本报记者专访了长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具有丰富田野经验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许永杰教授。

　　陶寺的器物一看就

　　是给“有钱人”用的

　　广州日报：请您先介绍一下陶寺遗址。

　　许永杰：陶寺无疑是国内很有名的一个史前时期的遗址。遗址面积很大，原来是遗址，后来发现了城墙，变为城址了。1979年，我们吉林大学考古班在河北张家口蔚县实习，返校路过北京，在北京参观学习10多天。1978年发掘陶寺，1979年陶寺出土的器物就带到了社科院考古所，我们在考古所就看到了。那时我们的感觉就是陶寺的东西精美漂亮，器型大而周正，陶衣的黑皮陶亮光光的。我们当时在蔚县也发掘了一个龙山时代的遗址，叫筛子绫罗。挖的东西和陶寺的一比，明显陶寺的规格高，是“有钱人”用的。

　　陶寺遗址的发掘从1978年之后就没停过，一直陆陆续续做到现在，中间也换过领队。从现在陆续公布的资料来看，陶寺肯定是我们国家史前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因为有那些重要的发现，比如原来没有发现城，现在发现城了，而且面积很大，280万平方米——280万平方米有多大？现在好几个自然村那么大；有大型“贵族墓”；城内还有分区，分大城和小城，像殷墟那样的，有宫殿区、贵族墓葬区、平民居住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等。另外出土的东西也比较震撼，比如彩绘龙纹盘、铜齿轮形器——研究者将其与观天象联系在一起，还有一米多高的大陶鼓和大石磬，鼓、磬在史前时期作为敲打乐器，都是跟古乐相联系的，是在祭祀等重大场合演奏的。此外还有精美的玉器和彩绘陶器等等。所以说陶寺遗址肯定不是一般的居住遗址。

　　陶寺正式报告未出版

　　说什么都是“无本”之见

　　广州日报：前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消息是说陶寺已经被认定为尧都了，并且专家提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该修改了，您怎么看？

　　许永杰：说修改教科书那是专家对其重要意义的一种表述。王巍所长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他的许多学术观点都很有见地，我都是赞同的，他在新闻发布会的最后所说的：“陶寺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目前还没有到下定论的时候，还需要通过今后的工作，继续寻找可以一锤定音的确证。”下面我就一些还没“一锤定音”的分歧问题，讲一点自己的意见。

　　陶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式的发掘报告没有出来。虽然从1978年发掘到现在，陆陆续续发表过一些简报，但毕竟不是汇总的、整体的、权威的发掘报告。而且陶寺不同时期、不同的发掘人所讲的、所写的东西又不太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颇有些无所适从，要想说得确切，就得看发掘报告，得有所本。

　　就说陶寺的分期和年代问题。陶寺大的年代应该相当于龙山时代，现在发掘者认为陶寺遗址分早、中、晚三期，这三期具体是什么内容，外人搞不大清楚。按照考古学界对龙山时代分期的共识，龙山时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是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代表，晚期是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目前，多数龙山时期的考古遗存都属于晚期，比如陕西的客省庄文化、晋南的三里桥文化、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的后冈二期文化以及山东的典型龙山文化等。从现在的发掘材料来看，陶寺基本是跨整个龙山时代的，那它的三期跟龙山时代的两期怎么对应？发掘者不交代，别人不好臆测。年代问题是考古学最基本的问题，陶寺遗址现在这么多的重要发现——城墙、贵族大墓、彩绘陶器、精美玉器、青铜器、朱书的文字，还有特殊遗迹观象台，这些东西都是哪个时期的？是从头到尾，三期都有还是分布在其中某一时期？如果陶寺城址是都城的话，是早、中、晚三期都是都城，还是其中的某一时期是？新闻发布会上也没细讲。

　　若说是尧都 横跨多少年？

　　广州日报：年代问题的不确定是否对它定性为“尧都”也有影响？

　　许永杰：是的，如果陶寺分早、中、晚三期，从考古学文化上来说，三期遗存是不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是同一谱系考古遗存的延续吗？还是在中期或晚期的时候文化性质变了？如果文化性质变了的话，我们的一般理解是文化的主人就变了。那么，陶寺遗址的三期是不是同一族群的人一直住在这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其全部遗存进行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分期研究。

　　回到“尧都”问题上来说。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尧、舜、禹三代是“禅让”制。按照我们的知识体系，当时在中原有一个大的部落联盟，联盟内哪一部落实力强，就由其执政，按著名考古学家、我的导师张忠培先生讲，这有些像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秘书长。从中国古史文献看，尧、舜、禹及其所代表的部族，虽然都出自黄帝部族——这是其组成一个部落联盟的血缘和地缘基础，但尧、舜、禹不同姓，不是同一个小的部族。因此，他们三个部族是不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有问题，张忠培先生和我个人倾向于不是。如果说陶寺是尧都，是不是早、中、晚三期从头到尾都是尧都？都是尧部族文化？总不能说从龙山时代的早期一直到龙山时代尾声都是尧生活的时期吧？现在考古学界很多人都认为，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龙山晚期已经进入了夏纪年。如此说来，禹和启所属的时代应该是龙山时代晚期，那属于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遗址晚期阶段也应相当于禹、启的时代，而超出了尧的时代。从考古学文化看，陶寺遗址的早期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和后来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早期是斝代表的遗存，后来是鬲代表的遗存，文化的谱系是断档的。那还能说陶寺自早至晚一直都是尧都吗？

　　用商代文字体系认定陶文科学吗？

　　广州日报：发布会上说在陶寺遗址中的器物上发现了跟尧有关的“文字”，这能成为尧都的有力证据吗？

　　许永杰：现在学者多相信文献上讲的“尧都平阳”，尧的活动地域就是今天山西境内。现在陶寺是尧都所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陶寺发现了“文字”，在陶器上见到了朱书的陶文。但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陶文是写在一个绳纹陶器——扁壶上的。这件东西并不是陶寺遗址最漂亮的陶器，不好理解为“重器”。假如这个器物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具，那这么重要的文字——表明“文明”和“尧都”——会写在一般的器物上？第二个问题：这件写有两个文字的器物是绳纹扁壶，具有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因素，“文”、“尧”写在“山东货”上？很难理解！第三个问题：陶壶上的两个字，其中一个是“文”，大家基本认可了。另一个字怎么认？发掘人何驽现在说是“尧”；学者罗焜说是“易”，也就是阳光的“阳”，“易”或“阳”都跟尧相联系，“尧都平阳”嘛；《考古学报》执行主编冯时认为是“邑”，邑是指无城墙的聚落，“文邑”与夏代相联系，夏代的都邑叫“夏邑”，“文邑”就是“夏邑”。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陶寺遗址发现城墙了，现在是“城址”，很难说是“邑”。第四个问题：现在我们不管把这个字认成什么，认定的基础都是跟甲骨文对比，以甲骨文“隶定”的。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肯定是一个文字系统。但是商代以前的文字和甲骨文是不是一个文字系统？说不清楚。商晚期殷墟的甲骨文是大量的，但商代早期的文字是什么样？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现在说是发现了文字，但就数个，和殷墟时期连接还有困难，也就是说文字目前能不能追到商代早期还不是很肯定。另外，夏代的文字怎么样，没有考古发现可以说明。夏族和商族不是同一部族，他们的语言相同吗？记录语言的文字相同吗？没有能够说明的证据。早于夏代的陶寺遗存假定是尧部族的遗存，尧部族和夏部族、商部族是同一部族吗？他们的语言、文字一定是一脉相承的吗？龙山时代与商晚期中间隔着商代早期和夏代，大几百年，用商部族的甲骨文去“隶定”“尧部族”文字可以吗？到了东周时期文字从大的方面来看是一个体系，但各国还有各国的文字，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用商的文字系统来给夏之前的龙山时代的文字定位，应当说是有问题的。我这样讲不是完全否定，只是说有问题。

　　许永杰最后总结说，“假定陶寺是都城的话，如果一定要我说是谁的都城，我也倾向于是尧都，但也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尧都。就像‘曹操墓’一样，如果有人问我，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谁，我只能说是曹操的可能性最大。‘信不信’和‘信实了’是两回事。我不反对说它‘是’，但我反对把它说成‘一定是’。因为立论的基础是有疑问的。用有疑问的基础材料来得出肯定的认识，这不行。现在一定要把它说死了，恐怕不妥，学术这东西是不能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