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被"连改带译"是否值得推崇 专家:是下策

　　近代福建翻译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暨闽派翻译高层论坛近日在福州圆满落幕，本届高层论坛由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承办。

　　论坛邀请了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界人士等参与学术探讨。中国作品该如何走出国门？翻译家应有何作为？诺奖得主莫言的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其“连改带译”的翻译方式值得推崇吗？针对这些议题，与会专家通过对闽派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观，以及林纾等人的翻译实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探讨。

　　质疑葛浩文式的翻译绝不是翻译的最佳选择

　　“葛浩文式的翻译是翻译的灵丹妙药吗？”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向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发出质疑。有人评价，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应改为“诺贝尔文学翻译奖”，正是因为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莫言原作进行大胆删节甚至改写，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才引来诺奖评委的青睐。

　　莫言得奖之后，葛浩文声誉日隆，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观也受到一些译者的推崇。李景端说，有学者认为文学翻译忠实于原著已经成为中国作品“走出去”的绊脚石，翻译中国作品必须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连译带改。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

　　“葛浩文翻译的这种方式，是他的权利，他那样改，在国外有市场，这是事实，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因此我们尊重他，我不否定。但这只是一种选择，绝对不是翻译的最佳选择。”李景端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文坛，中国文学的话语权相对薄弱，葛浩文式的翻译是话语权薄弱的作品为了走进国际市场，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下策”。

　　“这首先不是翻译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话语权的问题。”李景端举例说，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是公认的世界名著，“尽管《尤利西斯》非常难懂非常怪诞，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译者在翻译时，没有一个译者敢动原著一个字。为什么？这是世界名著，话语权强，人们只好非常谨慎地对待它。”李景端说，从中可以看出，翻译本身并不决定作品有多大的价值，决定作品价值的还是作品本身。

　　“我们要走出去，但是我们要走的应该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善意的有所改动，可以接受，像葛浩文，把故事的结局都改动了，那还叫莫言的作品吗？”李景端说，我们需要对莫言的作品进行冷静的分析，得诺贝尔奖是好事，但不能因为得诺奖，就丧失了中国文化本身应有的尊严。

　　肯定删改是正常的，应充分肯定海外译者的意义

　　针对李景端提出的观点，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季进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季进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主要面临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尽管海外译者的翻译方式存在一些争议，但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保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效性。“纯粹靠本土学者进行传播，它的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很多时候是无效的传播。”

　　季进说，海外译者对中国作品进行删减改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经过这种改写，没办法披上一个外国语言文化的外衣的话，恐怕很难得到真正的接受。”季进举例说，，像王安忆的《长恨歌》，其开篇的《弄堂》，在翻译时也是被删掉的；阎连科的《受活》，海外译者对河南方言的处理，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像“受活”的翻译，在河南话中有苦中作乐的意思，被翻译成“列宁之吻”。季进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海外译者的作用。”季进也期待能通过更多高质量的翻译，使中国文学在海外产生更大的影响，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中边缘化的现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乃乔则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创意写作”这一观点。杨乃乔说，葛浩文在做翻译的过程中，在译录语的语际下，抄用译录语际下的民俗观念等等，对莫言的小说进行转换，这种方式是可以被允许的。

　　“为什么？首先译录语文本，必须要满足译录语语际下的读者阅读，就像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合译《红楼梦》，他们做的是异化翻译，在本土语际下读起来会有隔膜。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的翻译《The Story of theStone》（《石头记》，即《红楼梦》，编者注），他在翻译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创造性的再书写。”杨乃乔说，《红楼梦》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因为其中有太多的俗语、俗文字、民俗等等，在译录语的语际中如果没有这个民俗，就没有指称这个民俗的书写符号，便无法找到对等的语言进行对等翻译。

　　杨乃乔认为，当对方的文化中没有相对应的民俗，找不到相对等的指称符号时，翻译过程中就要找到类似的、相近的书写符号和观念去“转码”。杨乃乔进而提出，翻译的过程是源语文本和译录语文本之间的文化观念进行转码的过程。“《红楼梦》里有太多的典故，西方没有这种语言、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文化。那么一个典故出来以后，杨宪益的译本在下面做注，做解释，结果写了好多的注释。你不可能要求译录语语际下的读者一边看译录语的《红楼梦》的时候，一边看下面的注释，这违反了正常的小说阅读的审美心理。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会把注释换成一段故事，融入到他翻译的《红楼梦》里去。”对比西方大学图书馆中《红楼梦》不同译本的借阅量，大卫·霍克斯的译本更受西方读者的认可。

　　思辨

　　翻译是复制还是改写？译者该“隐身”还是“显身”？

　　作为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的质疑者，李景端认为，翻译行为是一种文化中介行为，译者把作者的作品通过翻译后，变成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杨绛先生比喻，译者是作者和读者的‘仆人’。她说得很对。你只是一个中介，一个‘仆人’，不能错位。葛浩文错位了，他代替主人讲话了。”李景端说，闽派翻译大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理念，不能将之视为一种标准，而应视为一种精神追求，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翻译上可以有多种表现方法，但是不能不‘信’，不忠实于原著。”

　　对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观，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宁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严复所谓的‘信’，应理解为‘能动性地忠实’，而非‘文字上的忠实’”。他认为，翻译与原著具有同等的价值，翻译家应该从“隐身”走向“显身”。闽派翻译大家林纾的翻译实践，就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和“显身”，林纾翻译的作品，有自己的选择，有他对经典的重新建构，林纾的翻译风格，也是中国人所易于接受的。“伟大的翻译家必须是显身的。”王宁说。

　　“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魏卢迪探讨过翻译在建构世界文学体系当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翻译不是复制，而是改写，它融入了译文文化环境中的信仰和价值，是独立于原文文本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洪涛说，中国对西方文学从来就不是单向地、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的。他也以林纾翻译的域外小说为例，“林纾对小说的删节、曲解、改动，就是力图使它们本土化，是基于符合国情的一种巨大努力，他的文本当中的文化的中西融通，保证了文本在近现代中国的普世性，这是他取得巨大的成功的秘密。”刘洪涛说，这是翻译家通过这种为国民所喜爱、所接受的改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东快记者林鹏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