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杨子荣：生擒座山雕后牺牲于一次剿匪战斗

2014年上映的影片《智取威虎山》中，张涵予扮演的杨子荣。

　　本报记者 米艾尼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句中国最著名的黑话，因传奇英雄杨子荣而为几代人所熟稔。

　　从1956年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60年的同名电影，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再到2014年岁末3D大片《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艺术形象跨越近60年，常演常新。

　　杨子荣确有其人。小说《林海雪原》开篇第一句，作者曲波写道：“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在小说中，曲波沿用了英雄的本名，杨子荣在剿匪胜利后担任了团侦察参谋，踏上新的征程。而真实的杨子荣，在生擒“座山雕”之后不久，牺牲于一次规模不大的剿匪战斗。

　　英雄血洒林海雪原，留下了一段不断演绎的传奇。艺术形象背后，杨子荣的真实身份却要在他牺牲27年之后才被人们完整还原。

　　身世之谜

　　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烈士陵园，展馆大厅里陈列着一张杨子荣的单人照片。

　　在电影中，无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林海雪原》，还是去年的商业大片《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都是络腮胡子的粗豪形象，亦正亦邪，带着几分匪气，非常符合打入座山雕老巢所需要的土匪扮相。而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没有胡子，一身英武正气。

　　看到杨子荣的真实照片就会发现，他本人与这些艺术形象相去甚远。

　　照片中，杨子荣两撇小黑胡，高鼻梁、高颧骨，面色黝黑，身材特别瘦削。他头戴军帽，身穿四个口袋的军装，一朵大红花挂在左胸前。

　　照片非常模糊，很多细节已经看不清楚。展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张单人照片实际上出自一张合影，拍摄于1946年8月1日，杨子荣所在的牡丹江军区二团纪念“八一”模范大会。

　　两个月后，牡丹江军区二团又举行了一次英模表彰大会。英模之一的杨子荣与战友又拍了张合影。这张照片上共十六人，杨子荣站在后排左数第三个位置上，白衬衣扎在腰里，很是干练。

　　这张合影人数不多，只是照片很小，单独裁剪杨子荣的头像已经无法翻拍放大，但是他的面容清晰可辨。正是这张照片，让杨子荣的真实身份得以确认。

　　这张照片的主人，就是合影时站在后排右数第一个的王学俭。

　　王学俭今年已经91岁高龄，对那段岁月保留着清晰的记忆。他向记者回忆道：“那天是1946年10月1日，二团在海林召开的战斗英模大会。海林照相馆给11位英模照了合影。”

　　当时，王学俭是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他和另外一位记者王希良一起去采访英模大会，为军区的《建军报》供稿。采访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也跟英模一起合照，于是他和杨子荣同时出现在照片里。

　　一直到1974年，王学俭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辗转听说老战友曲波在到处寻找杨子荣的照片，他翻找自己的照片，竟然真的找到了这张合影。不过，王学俭当时采访的并不是杨子荣，他和杨子荣也只是一面之缘。二十多年过去，他也认不出究竟哪个是杨子荣了。

　　王学俭把照片拿给曲波。合影不大，曲波需要拿着放大镜逐一分辨。

　　“是他，后排左数第三个就是他！”曲波忽然激动地叫起来。

　　此时，距离杨子荣牺牲已经有27年之久，他的真容终于为人所知。

　　27年中，“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大名通过小说、电影、京剧红遍大江南北。然而，去除艺术上的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加工，卸去舞台上的那道主次分明的聚光灯，现实中的杨子荣却始终是一团迷雾。

　　这也难怪。在剿匪作战中屡建奇功的杨子荣，从参军到牺牲满打满算不过一年半。和他熟悉的战友本就不算多，他们了解的也只是共同的战斗生活。杨子荣甚至没有来得及向战友们介绍自己的详细身世。即便是在《林海雪原》中最早写出杨子荣形象的曲波，也仅仅知道杨子荣是胶东人而已。

　　杨子荣牺牲后葬于牺牲地黑龙江省海林市。他在海林留下一段英雄传奇，却也留下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上世纪六十年代，海林市重修杨子荣墓，却查不到杨子荣的生年、籍贯，连墓碑都没法刻。从那时起，海林民政、史志等部门就不断查找杨子荣的身世，但所获寥寥。

　　近几年，重拍经典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和电影《智取威虎山》接连上映，又掀起了“杨子荣热”。一个周恩来总理下令查找杨子荣身世资料的故事被反复讲述。

　　据说，1969年某日晚，为接待来访的美国民间艺术团，中南海礼堂上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落幕后，与周恩来一起看戏的美国客人非常激动，对周恩来说：杨子荣就像西方的英雄佐罗，希望能拜访一下杨子荣本人。

　　杨子荣已经牺牲二十多年，自然无法见到。但杨子荣真实资料的匮乏却让周恩来深受触动，他马上委托总参、总政、民政部等部门，一定要找到杨子荣的家乡地址和家中亲人。

　　这段故事被不少媒体报道过，细节描述绘声绘色，但细看之下却很难取信：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在这之前访华的美国团体是美国乒乓球队，即1971年著名的“乒乓外交”。1969年若是有美国民间艺术团来华且得到高规格接待，恐怕“乒乓外交”要改写了。

　　海林市党史办研究员邹延林研究杨子荣几十年，他对记者说：“虽然很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但至今没有任何资料能够佐证。”

　　这段故事更像是一段演绎。不过，邹延林听杨子荣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区的老领导谈起，周总理生前很重视这件事，认为杨子荣的事迹有代表性，要搞清楚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

　　邹延林介绍，1968年，海林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杨子荣事迹和籍贯调查专题会议”，邀请了民政部、济南军区等单位。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也派人参加了会议。

　　有了军队和国家、地方民政部门的多方参与，杨子荣身世的查访很快有了收获。

　　在“杨子荣是胶东人”这个线索下，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海林县民政部门组成调查组，奔赴胶东。

　　胶东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能涵盖半个山东半岛，在这里查找杨子荣就是大海捞针。调查组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确定以荣成、牟平、海阳、文登为重点，把杨子荣的家庭情况、入伍时间、参军背景及外貌特征等打印成文，发往四县的50多个公社，请当地民政部门协助查找。

　　线索很快反馈回来，却是海量的信息，而且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叫“杨子荣”的人。

　　反复核对、考证，与杨子荣特征和存世信息最相符的线索，指向了牟平县城关公社(今宁海镇)嵎岬河村一个叫杨宗贵的人。

　　通过战友的回忆和档案资料的记载，杨宗贵与杨子荣的诸多细节都能够匹配，但仍没有直接证据能够将这两个名字统一到杨子荣身上。调查组也不敢妄下结论，只是给出了初步调查结果。

　　证明杨宗贵就是杨子荣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照片，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直到1974年，王学俭保存的那张合影被发现。

　　牟平县民政局局长带着杨子荣的照片到嵎岬河村，将其混杂在另外三个人的照片中请村里干部、乡亲辨认。他们指着同一张照片异口同声地叫起来：“这不就是俺们村的杨宗贵嘛！”

　　四张照片又摆在当时已是70岁高龄的杨子荣之兄杨宗富面前，让他辨认。他立刻抽出了杨子荣的照片，泪流满面。

　　英雄的身世之谜终于揭开了。

　　“伙头军”

　　在解放战争时期牟平县入伍军人登记表里，杨宗贵的记载是1945年9月参军，入伍时28岁。

　　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由于战事的需要，加之化装剿匪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参军后的杨宗贵改名杨子荣，没有给家人写过信。很多年里，家乡的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倒是1947年时，一个从东北回来的同乡揭发，在牡丹江车站见到过杨宗贵，流里流气，貌如土匪。嵎岬河村为此把杨宗贵视为逃兵和土匪嫌犯，一度取消了杨家的军属待遇，杨家人在村子里还受到歧视。

　　这位同乡也许真的在牡丹江车站看到过杨宗贵，殊不知杨宗贵的土匪扮相只是伪装，效果太过逼真，骗了土匪，也骗了不明就里的同乡。幸而牟平县委调查后，认为杨宗贵当土匪查无实据，很快又恢复了其家属的军属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杨宗贵仍是杳无音信。他先是被列为失踪军人，到1958年，民政部门认定他为“为革命牺牲军人”，给予家属烈属待遇。

　　直到1974年，杨家人做了十几年的烈属后，才终于得到了杨宗贵牺牲的消息。对此，杨家人早有思想准备，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嵎岬河村走出的杨宗贵，就是鼎鼎大名的侦察英雄杨子荣。

　　嵎岬河村距离牟平城有6公里，是个丘陵起伏的山村，十分贫困。1917年1月28日，杨子荣就出生在这里。父亲杨世恩是个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杨子荣有一个兄弟和三个姐妹。

　　像那个年代很多贫苦无依的山东人一样，闯关东是杨子荣一家谋生的出路。杨子荣30岁的短暂生命里，有一半时间是在东北度过，所以他对东北的生活极为熟悉，有一嘴标准的东北口音。除非他自己主动说起，外人根本无从知晓他是胶东人。

　　4岁时，杨子荣就跟着父母第一次闯关东到了辽宁安东。父亲当泥瓦匠，母亲捡破烂，带着五个孩子难求温饱。最后，一家人只能分开求生。杨子荣的父亲和姐姐留在安东，母亲拉扯着另外几个回家务农。

　　1931年，杨子荣14岁，再次来到安东寻找父亲与姐姐。偏赶上“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动荡乱世，杨子荣孤身一人在东北各地闯荡。他当过码头搬运工、背纤的船工、给大户人家护过院、当过矿工……年轻的杨子荣身无长物，也没什么一技之长，从事的大多是苦力劳动。而这些底层行业，多受控制于江湖帮派，或者与土匪黑道多有勾连。耳濡目染之下，杨子荣对黑帮、土匪的黑话、行规乃至思维模式都非常熟悉。日后他成为侦察兵，化装成土匪神形兼备，能用黑话与土匪长篇对答，显然是这段时间的人生经历打下的基础。

　　1943年，在鞍山矿区当矿工的杨宗贵因为与日伪监工发生冲突，把监工打了一顿后逃回了山东老家。不久后，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叫许万亮的姑娘，开始了务农生活。不过，杨宗贵并不“安分”，他加入了民兵组织，参与抗日活动。牟平县的抗战史料，在记载1945年8月解放牟平城、烟台市的战斗时，曾提到杨宗贵的名字，说他“表现突出”。

　　抗战胜利后，杨宗贵正式入伍，加入了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这支部队其实并非海军。1944年，一群日伪统治下的青年海军学员在刘公岛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加入八路军。山东军区授予这支部队“海军支队”的独特番号。

　　1945年9月，海军支队在胶东牟平等地扩编征兵，补充了500名新战士，杨宗贵就是其中之一。扩编之后的海军支队很快奉命出关，挺进东北。

　　自此，牟平少了个杨宗贵，八路军里有了个杨子荣。名字的变化，让他的人生经历在参军前后隔断成两截。十多年后，人们还原传奇英雄杨子荣的身世，才把这两段经历连接了起来。

　　在家乡亲人与战友这两个不同人群的记忆中，杨子荣与杨宗贵的很多生平细节榫卯相接。其中很多对应考证的情节，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杨子荣。

　　首先说相貌特征。按照曲波的描述，杨子荣中等身材，长脸，上宽下窄，蒜头鼻子，浓眉大眼，略有络腮胡子，鼻毛很长。杨宗贵的妹妹及乡亲提供的杨宗贵相貌特征与之一模一样。当时，杨子荣的胞兄杨宗富还健在，兄弟二人，面貌相似。

　　再说名字。同乡人韩克利和杨宗贵一起报名参军，但体检没有合格，他曾经听杨宗贵说参军报的是别的名字。另有老战友提到，杨子荣的名字是参军后改的。杨子荣的哥哥杨宗富回忆，1940年时他随杨宗贵去过黑龙江孙吴煤矿，亲见宗贵领工资时签名就是杨子荣。从小和杨宗贵要好的邻居老秦见过杨宗贵有一枚印章，刻的是“杨子荣”三个字。杨宗贵曾说，这个名字只在东北才用。

　　杨子荣于1945年9月参军，10月随军挺进东北。刘延爽等同批入伍的老战友记得，参军报名点是在牟平县雷神庙，当时的杨子荣身穿黑夹袄。民政部门在嵎岬河村调查得知，杨宗贵参军并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妻子许万亮得知后，先是到邻村王从村去找他，未得见，第二天又和婆婆一起到雷神庙去看他。

　　海军支队出关后，部队几经改编。1946年初，杨子荣已经29岁了，却是个入伍不久的新兵。部队首长觉得杨子荣“年龄不小、军龄不长”，就把他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炊事班。

　　在电影《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刚一出场，是一边唱戏一边给剿匪小分队做饭，“203”在一旁看着，很怀疑这个没什么军人气质的侦察英雄的能力。这个情节可以说是对杨子荣真实经历的“神还原”。

　　邹延林曾采访过杨子荣的同乡好友王希良。1946年牡丹江军区二团召开英模大会，就是王希良和王学俭一起采访的英模。因为与杨子荣平时较熟悉要好，他负责采访杨子荣。

　　王希良说，战场外的杨子荣非常有亲和力，能说书，会唱戏，也乐于给战友们表演。那时部队的业余生活很少，主要是打扑克，杨子荣热衷于此却并不擅长，输多赢少，总是被刮鼻子、弹脑瓜。他不恼也不耍赖，照样玩得开心。

　　总之，刚入伍时的杨子荣，看上去就是个稀松平常、嘻嘻哈哈的“伙头军”，与一般人印象中的英雄挨不上边。但是，杨子荣很快就在炊事班之外，展现了自己传奇般的本领。

　　杏林村劝降

　　1946年初，牡丹江军区二团刚刚组建，接受的第一战斗任务是剿匪。

　　清末以后，东北的土匪活动日益猖獗。时值中国最苦难、动荡的乱世，东北物产富饶，却又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成了土匪滋生的“良好土壤”。最“成功”的土匪要数“东北王”张作霖，他从土匪起家，发展成了割据一方的奉系军阀。而那些小则三五人、多至数千人的“绺子”，在东北更是多如牛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土匪更加泛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达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东北各地，拉拢各种帮会土匪，封官许愿。这就是《林海雪原》中“特派员”的由来。

　　这些特派员收编各地土匪、伪满残余，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忠义救国军”等。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委任给土匪头目32个“总司令”“总指挥”、33个“军长”、一百多个“师长”，土匪总人数大约25万人之众。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的重中之重，解放军要和数十万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剿匪则是这场大决战的“第二战场”。

　　1946年3月，牡丹江军区二团开始了牡丹江北部地区的剿匪战役，杏林村之战是整个作战行动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杨子荣初露锋芒，孤身进入匪巢，劝降400土匪，由此开启了侦察英雄的传奇。

　　杏林村劝降是杨子荣著名的传奇事迹之一，知名度仅次于“智取威虎山”，在小说《林海雪原》和同名电影中都有所体现。流传于世的故事也是在小说和电影的基础上再加工的版本。真实历史上杨子荣杏林村劝降的故事与小说电影中相去甚远。

　　很多媒体在重现这段故事时，都把杨子荣所在的班写成“突击班”，冲在第一线。“杨子荣参加杏林村战斗时还是个炊事员呢，不可能冲在第一线。”邹延林说。他走访过数位杏林村之战的参与者，还原出杏林村劝降的历史原貌。

　　杏林村是现在牡丹江市阳明区五林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1946年的时候，这个村子被一股号称“36团”的土匪占据着，本村人不剩几个，土匪倒有四百之众。

　　所谓“36团”自然是国民党封的，三股土匪被拉拢到这个团中，匪首论资排辈，分别当上了“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团长”张德振在日伪时期曾投靠东北四大匪首中的两个——谢文华和李华堂，由此拉起了自己的匪帮；“副团长”李开江是张作霖时代旧军官；“参谋长”高永安曾是伪满警察的线人、打手，最为凶暴。

　　这伙土匪在杏林村周围垒了两米多高的土围子，村四角建了炮楼，围子外面挖有三四米宽的壕沟，壕沟外面的道路上还设置了路障，生生把杏林村改造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企图长期固守。

　　二团的进攻从3月23日早晨开始，动用了火炮掩护，但是直到中午，部队几次冲锋都没能冲进村子。这伙土匪人多势众，而且手里有日本投降后遗留的大量重型武器，给二团造成了很大伤亡。

　　如果继续强攻，二团也可以打下杏林村，但必是一场血战。这时，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提出了劝降土匪，避免更多牺牲。

　　王希克和杏林村的守敌头目张德振、李开江认识。我军部队出关刚到牡丹江地区时，这两个人曾表达了投诚之意，王希克与他们多有接触。但是土匪没有什么信用，国民党“特派员”那边官衔一许，他们“有奶便是娘”，马上转向。现在他们被二团围成瓮中之鳖，王希克准备写信晓以利害，让他们投降。

　　坐镇指挥战斗的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也觉得可行：“可以试试看，反正他也跑不了，不投降再打也不迟。”但是李荆璞也提了个顾虑：“只是没人敢去送信。”

　　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这话对土匪没什么作用。他们没有规矩，从来都是心狠手辣。双方已经刀刀见血地打了半天，互有死伤。这时候去匪巢送信，谁也不知道土匪会干出什么事来。

　　王希克把信写好，交给了二团副政委，也就是后来《林海雪原》小说的创作者曲波，让他找人送信。

　　七连离曲波最近，连长峦绍家接过信冲全连喊：“谁敢给敌人送信去，站出来！”

　　话音未落，炊事班的杨子荣应声而出：“我敢去！”

　　这是曲波第一次认识杨子荣。那时曲波年仅22岁，却已经是团副政委了。部队组建不久，一个团有上千人，曲波很难注意到一个普通的炊事员。而在此后的一年中，这个炊事员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

　　杨子荣揣好信，在枪刺刀上挑着一条白毛巾，一路晃着直奔杏林村走去。临走前，曲波又拉着杨子荣叮嘱了一句：“要大胆、谨慎。”

　　曲波后来回忆：“让杨子荣送信时在枪刺刀上挑着白布，是我的主意，结果战场上没有找到白布，只好找了一条白毛巾。”

　　白毛巾是没有敌意的表示，曲波并不知道土匪能不能明白——即使他们明白，也不敢保证他们不把杨子荣当成一个可以轻易射杀的目标。曲波又让七连长安排一挺机枪，跟着杨子荣到最前沿的掩体，枪口始终对着杏林村。

　　机枪最终没有用上。杨子荣进村不久后，就领着几个匪首出来缴枪投降了。

　　杨子荣在杏林村中自然与众匪首有一番对话，很多文艺作品对此都有刻画，但这些对话的细节已不可考。但仅就送信入匪巢这一点，杨子荣就已经在部队中得了“孤胆英雄”的称号。此战之后，他被授予特等功，从炊事班调入了团侦察排，改当侦察兵。

　　邹延林整理的资料显示，杨子荣所在的侦察排活动范围很大，西到临近哈尔滨的尚志、东到边境绥芬河，方圆300多公里。他们经常乔装改扮，与土匪打交道，或与土匪周边人员接触，侦察匪情、剿灭土匪。他们是一支结合侦察兵、特种部队、警察为一体的武装。

　　“座山雕”其人

　　1947年春节后的一天，海林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拿着一封信，神色紧张地来到县委大院，把信交给了县长刘希文。

　　这是一封土匪索要“给养”的恐吓信。信中要求必须在3日内送20件棉衣、10袋白面到胡家窝棚，否则就要了贾润福的脑袋。

　　恐吓信很快转交到牡丹江军区。曲波找来杨子荣，一起分析这封恐吓信。

　　恐吓信是土匪惯用的手段，相对于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或者绑票勒索，这样以口头威胁勒索财物更简单省力，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但是口头威胁的恐吓作用毕竟不一定能起作用。采用这种方式勒索财物的，多为两种土匪，要么是刚入行的新手，唬住一个算一个；要么是有名有号的巨匪，仅凭名头就能迫人就范。

　　这封恐吓信没有署名，似乎土匪的名头不够“响亮”。若说是小土匪所为，剿匪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大小匪帮接连被剿灭，小土匪敢“顶风作案”的可能性更小。

　　从索要的东西数量来看，土匪人数不会太多，从指定送东西的位置来看，土匪老窝也不会太远，应该就在海林北部山区。

　　杨子荣当即作出了判断，这伙土匪很可能就是在海林鼎鼎大名的“座山雕”一伙。

　　因为《林海雪原》及后续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座山雕”算得上中国名头最“响亮”的土匪。在小说中，他率众占据威虎山，手下“八大金刚”，是东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匪帮之一。而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更是拥有飞机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装备。

　　邹延林说：“这实在是一种艺术夸张。当时东北的土匪确实有大量武器装备，但是飞机坦克绝不是土匪能够搞到的。即便能搞到，他们也不会用。”

　　曲波在创作《林海雪原》时，把“座山雕”这个真实的匪号写进了作品。和杨子荣一样，“座山雕”也有两个，一个是文艺作品中的大反派，一个在现实中确有其人。

　　小说中“座山雕”的原型是谁，说法不一，有两个匪首最常被认作“座山雕”，一个叫谢文东，一个叫张雨新。

　　邹延林介绍，合江和牡丹江地区是当年东北匪患的重灾区，有号称“四大旗杆”的四大匪帮，土匪人数都在千人以上，总人数过万。谢文东和张雨新都在“四大旗杆”之列。

　　历史上真实的谢文东曾在“九一八”后率众抗日，后加入东北抗联，担任抗联第八军军长，在对日寇的讨伐中叛变投敌。日本投降后，谢文东趁着乱世拉起土匪武装，总人数近4000人，是北满地区最大的土匪队伍。

　　不过，谢文东并非“座山雕”原型，他同样出现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头衔“中央先遣军滨绥图佳保安总司令”，是“座山雕”的顶头上司。

　　张雨新，绰号张黑子。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中将军长”。小说中的“座山雕”确实有几分张雨新的影子。

　　张雨新的“先遣军”实力强大，甚至还装备了大炮，占据着一个建有完整工事的土围子。这与小说中“座山雕”所部占据威虎山，拥有完整工事的情况类似。为剿灭这股土匪，剿匪部队从东北航校找来两架飞机进行了轰炸。

　　在真实历史上，“四大旗杆”都先于“座山雕”被剿灭。1946年11月20日，谢文东被生擒并在公审大会后处决；11月下旬和12月中旬，张雨新和李华堂也分别被擒获。转年1月，孙荣永匪帮被歼灭。

　　真实的“座山雕”，本名张乐山。他和杨子荣其实是山东老乡，原籍昌潍县，也是“闯关东”到东北，不过比杨子荣早了四十多年。曲波在小说中塑造的“座山雕”人物形象，取材于张乐山的元素很多。比如小说中的“座山雕”姓崔，人称“崔三爷”，而张乐山一家三代为匪，他又排行老三，同样有“三爷”之称。

　　不过，张乐山匪帮的规模比之小说中的“座山雕”要差得远，匪众最多时上百，少时仅有几人。张乐山的匪巢也不是威虎山，而是海林北部深山里的几个草窝棚。

　　张乐山虽然不是巨匪，却是个惯匪、顽匪。他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当上匪首，为匪数十年，经历过清军、张作霖的奉军、伪满军队、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一直在海林屹立不倒，因而得了“座山雕”的名号。匪帮并不大的张乐山，却是土匪中很有影响力的一号人物。日本投降后，张乐山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座山雕”匪帮出没于山林，时常流窜出来杀害共产党干部，抢夺百姓，无恶不作。这次又下山来勒索村民百姓，牡丹江军区下决心彻底清除这个匪帮。

　　其实“座山雕”早就是剿匪部队的重点目标，但是他老奸巨猾，又极为熟悉海林深山。“‘座山雕’老巢就在海林北部深山，但就是找不到。二团曾经用一个营进山搜索了一个多月，也未见其踪影。”邹延林说。

 

　　生擒“座山雕”

　　茫茫林海雪原之中，剿匪部队进山寻找“座山雕”，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对这股奸诈狡猾、警惕性极高的土匪来说，能够接近他们的只有土匪同行。

　　已经是侦察排长的杨子荣提出了个大胆的擒匪方案：化装成土匪，打进“座山雕”匪窝。

　　这个方案起初并没有得到曲波等二团领导的认可。原因很明显：风险太大，一旦被土匪识破就是有去无回。

　　杨子荣没说什么，悄悄离开了会场。不久后又推门进来，只见他身穿一件二尺半黑棉袄，外罩一件日本军用黄呢子半大衣，头戴一顶狗皮帽子，活脱脱一个土匪扮相。

　　杨子荣又把自己的计划详细说了一遍，最终得到了团领导的同意。不过，团长交待的任务只是侦察，把匪情侦察清楚了，立即派人回来报告，由大部队前去清剿。

　　而杨子荣这一去，直接把“座山雕”给抓了回来。

　　邹延林曾寻访到杨子荣的老领导、时任牡丹江军区宣传科长的徐诚之。杨子荣生擒“座山雕”之后，为了做好报道，徐诚之曾向杨子荣和曲波详细了解过整个过程。在徐诚之的回忆中，这个过程不像小说中那样曲折刺激，却另有一番斗智斗勇的惊险。

　　杨子荣并不是孤身一人打入匪巢，而是挑选了孙大德、魏成友、孙立珍、赵宪功、耿宝林五位战友组成小分队。六个人都扮成土匪，对土匪最为了解的杨子荣自然扮成“头目”。

　　农历正月初五，小分队冒着大雪进山了。

　　他们首先来到海林北部山区的夹皮沟——方圆几十里林海中唯一的村落。小分队没有进村，埋伏在村外的小山上暗中观察。按照土匪的生活习性，这个距离“座山雕”老巢最近的村落必然有他们的联络点和联络人。

　　小分队守了一夜，终于在第二天清晨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的男子。他们先是一个人出门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转身回去，然后两个人一起出门，向着深山走去。

　　杨子荣带着小分队抄近路，在半山腰上拦住了这两个人。

　　两个人看杨子荣等人的打扮，认为是同行，马上用黑话盘道：“蘑菇，溜哪路？什么价？”

　　杨子荣对答如流：“嘿！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小孩他舅舅就来啦。”

　　……

　　土匪黑话类似于密码，是同行间确认身份和互相交流的密语，外行人听着如同天书。比如上面这两句问答，翻译成正常语句应该是，问：什么人？到哪儿去？答：找同行。

　　小说《林海雪原》中非常生动地再现了这段场景，也就是后来京剧中的名段《打虎上山》。打虎之类的情节是曲波的虚构，但这些标准的黑话则是杨子荣的“真传”，小说中还对出现的黑话都进行了注解翻译。

　　几轮黑话问答下来，杨子荣获得了两名土匪的信任。杨子荣自报是东宁匪首“吴三虎”的副官，吴三虎“殉国”后弟兄几个走投无路，想投靠“座山雕”。两名土匪中的一个是“座山雕”手下的“连长”，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

　　踏着没膝的积雪，翻过了几个山头，他们来到密林深处的一个窝棚。“座山雕”匪帮警惕性非常高，“连长”让杨子荣等人在此等候，他先去报信。两天后，二人回来说，“三爷”同意他们入伙，但还要在这里等几天。“连长”要先去牡丹江办事，然后才能带他们去见“三爷”。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来天。小分队往前不知何处能寻“座山雕”，撤退又怕断掉了和土匪搭上的联系，只能原地等待。干粮很快吃完了，杨子荣派魏成友返回海林取粮，向团里汇报情况。

　　正月十五，魏成友从海林返回，带来了团里的指示：小分队返回的最后期限是正月二十，能抓一个土匪回来就可以，不一定要到“座山雕”老巢去。如果正月二十之前还没有返回，大部队将进山支援。

　　偏巧，第二天那个土匪“连长”就来接小分队上山了。杨子荣找不到机会通知团里新情况，只能跟着“连长”进山，随机应变。

　　有“连长”带路，小分队很快到达了一个用原木搭建的大棚子。几盏昏暗的油灯下，“座山雕”正躺在床上抽大烟，几个土匪在旁边或躺或坐，非常散漫。

　　小分队一进门，枪就掏了出来。

　　“座山雕”一看来人阵势不对，忙向枕头下摸枪。杨子荣身手比他快得多，一脚把枕头连着下面的枪踢开了。

　　就是在这样万分紧张的时候，杨子荣居然还有心多想了一步。他没有喊“不许动”之类的话，而是匪气十足地大骂“三爷不仗义”。

　　这话骂的是“座山雕”不相信他们，让他们在山下等十多天，活受罪。这样骂其实是避免暴露身份。小分队虽然先掏了枪，但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这伙土匪要是认清他们是剿匪部队，鱼死网破地挣扎起来，胜负很难说。

　　“座山雕”真被唬住了，连连说自己“礼数不周”。

　　杨子荣继续假装怒气冲天，说不准备投靠“座山雕”了，让他引荐小分队的几个人去吉林，投奔国民党军队。路上要“委屈”“三爷”，绑起来，到了吉林再给他松绑。

　　“座山雕”被枪口指着，也没别的办法，只能被绑了个结实。其余几个土匪也被缴了械，捆绑起来。这一下，“座山雕”再没有挣扎的机会。

　　“座山雕”很快醒过味儿来，却为时晚矣。不过，这个家伙仍不老实。杨子荣等人押着一众土匪返回海林的路上，“座山雕”一路耍赖放刁，借口自己年老不肯走路，寻机逃跑。小分队从夹皮沟借了一辆大车，把“座山雕”扔在上面，拉回了海林。

　　生擒“座山雕”是杨子荣战斗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章。

　　2月19日，《东北日报》刊登《以少胜多创造范例，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消息，其中写道：“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位同志……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二十五名全部活捉……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十发，粮食千余斤。”

 

　　英名传承

　　“座山雕”被生擒半个月后，1947年2月22日，牡丹江军区二团得到情报，一个名叫郑三炮的土匪在闹枝沟一带活动。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两个侦察班、一个机枪班展开清剿行动。

　　“座山雕”匪帮被清剿后，牡丹江地区的大股土匪均被消灭，只剩部分逃跑的残匪尚待肃清。像郑三炮这样从几次剿匪战斗中脱逃的漏网之鱼，都极狡猾又顽固，不容易对付。时任二团副政委的曲波便向军区请示要求亲自参战指挥，随小分队和杨子荣一起进山。

　　曲波没有想到，这一次战斗，却是他和杨子荣的最后一次合作。

　　曲波和杨子荣等三十余人从海林出发，经夹皮沟赶到了闹枝沟时已是晚上，落脚到一位打皮子(狩猎皮货动物)老人的窝棚休息。老人给他们指出了土匪活动的大致方向和地点。

　　23日天刚亮，剿匪小分队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土匪藏匿的窝棚。这个窝棚里不止郑三炮一个，而是聚集了7名不同来路的残匪，有几个人身上带着伤。

　　这几个土匪早已是惊弓之鸟，小分队逼近时踩在雪地上的轻微声音就让郑三炮紧张起来，他叫一名土匪出门查看。

　　屋内的说话声也让小分队警惕，马上隐蔽。那名土匪开门探头，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关上门又退了回去。

　　门关上的瞬间，杨子荣一跃而起，带头冲向了窝棚，一脚将门踹开。孙大德、魏成友紧随身后，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

　　屋内土匪一阵大乱，传来拉枪栓的声音。

　　杨子荣扣动扳机，枪没响。孙大德手里的苏联转盘枪从杨子荣身边指向屋里，他扣动扳机，枪也没响。

　　窝棚内土匪的枪响了。杨子荣胸部连中三枪，晃了晃就倒在门旁，血流满身。

　　大家都悲愤至极，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向窝棚内开火，魏成友爬上了窝棚顶，顺烟筒一气扔进了五个手榴弹，7名土匪，5死1伤1逃，愤怒的战士们最后点火把窝棚烧了。

　　杨子荣却已停止了呼吸。

　　杨子荣和孙大德的枪为什么都没有打响？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邹延林，魏成友在世时，他曾特意问过此事。魏成友回忆，前一晚在打皮子老人的窝棚借宿时，战士们作战前准备，检查枪械。有的战士想要擦枪，因行军走得急，没有带枪油，打皮子老人就给了一些野猪油。山里猎户就用它擦枪。

　　魏成友说：“擦过的枪都没有打响，没有擦过的枪都打响了，究竟是因为用野猪油擦枪的原因，还是其它枪械故障，这么长时间也无法考证，那时冬天都在零下四十多度。”

　　唯一一个从窝棚中逃走的土匪叫孟连振，开枪打中杨子荣的人之一。

　　孟连振就是从窝棚出来查看情况的那个土匪，回屋后刚刚坐下，门就被踹开了。他赶忙拿过身边的枪，拉动枪栓就打了一枪。

　　门口的人倒下去，孟连振借机窜出窝棚，朝着密林深处猛逃。身后的枪声连连。孟连振帽子中了一枪，棉裤也被打开了花，他不管不顾地一口气跑出几里地。

　　几天后，孟连振逃到牡丹江八达沟村，在亲戚家躲藏了三年半。1950年下半年，孟连振改名孟同春，隐瞒身份来到海林县柴河镇梨树沟屯务农。后来听说当年在闹枝沟牺牲的人叫杨子荣，是全国知名的大英雄，孟连振更加惶恐不安。1969年向公安机关做的口供里，孟连振说：“若是人民知道了杨子荣是我打死的，那我还不被千刀万剐了吗？所以我一听到杨子荣的名字就特别害怕。”

　　正是因为害怕，孟连振最终露出了马脚。

　　1968年，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在梨树沟屯反复播唱。只要杨子荣高亢的唱腔响起，孟同春就条件反射地神色慌张、浑身发抖。久而久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海林县成立专案组对其展开调查。后来经闹枝沟窝棚中受伤被俘的马连德辨认，确认孟同春就是当年逃出去的那个土匪孟连振。孟同春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1947年2月23日，是杨子荣牺牲的日子。那场战斗也是牡丹江军区二团在海林的最后一次战斗，牡丹江地区剿匪斗争至此结束。

　　杨子荣牺牲后，东北军区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称号，他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牡丹江军区二团此后编入东北野战军一纵，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岁军”38军。这支英雄之师传承着杨子荣的名字和基因，军中的“杨子荣英雄侦察连”，即由“杨子荣排”延续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