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号子”后继无人有望纾解 上音将提供专业支持

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进入校园。　吴艳静 摄

　　■本报记者 王海燕 通讯员 陈 烁

　　上海的近代史起源于码头文化，码头工人负重时自然发出的呼吼声，演变为令人震撼的民间艺术——“上海港码头号子”。

　　浦东塘桥是“上海港码头号子”的传承地。自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上海港码头号子”名头日响。但对塘桥街道来说，因苦于“后继无人”和缺乏专业支持，码头号子挖掘和传播的难度依然不小。

　　不过，这个困局有望得到纾解。近日，塘桥街道与上海音乐学院达成共识：由上音派出专家，在音乐方面为“上海港码头号子”提供专业支持，下一步，双方将形成保护“上海港码头号子”的合作项目。

　　成立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

　　码头号子，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上海港码头号子”则是与上海港发展的历史同步形成。“这是劳动者在劳作中自然发出的呼吼声。”上海市群艺馆研究员李志豪，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码头号子。他说，解放前，市民的日常用品及建筑材料等几乎都由码头工人搬运。工人们在肩扛手提重物的时候，自然发出的声音，形成了码头号子最基本的形态。

　　据资料记载，上海发现规模最大的杠棒是8根，由16个人同时抬，抬过最重的一件货物有2吨多重。“16个人协同把如此重的货物抬起，号子的作用很大。”李志豪说。由于装卸的货物、搬运路线及搬运方法的不同，工人们创造性地形成了不同的号子。码头号子可分为搭肩号子、肩运号子、堆装号子、杠棒号子、单抬号子等四大类九个品种。

　　2005年，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成立，20多位男演员全部是社区居民。曾在上海港务局煤炭装卸公司工作、亲身体验过码头号子的韩纬国是表演队指导。他回忆说：“我是1962年进入公司的，当时叫上港一区，从东昌路码头一直到白莲泾，是上海港当时最长的一个码头岸线。码头工人装卸货物品种也最多，集中了各个地方的码头工人，他们搬货物时都要喊号子，因各地方言不同，码头号子也最为丰富。但我开始工作时，已经有了机械作业，码头上喊号子不多了，码头号子逐渐成为一种表演艺术。”

　　从首次亮相到走向国际舞台

　　“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的成立，重拾对这一劳动艺术的演绎，并对上海港码头号子成为国家级非遗的宣传推广，起到了关键作用。”塘桥街道群文科科长罗建川说。

　　2007年首届中国原生民歌大赛，码头号子在全国观众面前第一次亮相。27个省市、33个民族参与角逐，码头号子从100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进入最后决赛。“各省市基本都是专业队伍，而码头号子都是非专业的草根。我跟队员讲，要把码头号子的内涵、气势唱出来，这是我们的优势。”李志豪回忆，那次表演震撼全场，全场观众跟着码头号子的节拍鼓掌。最终获得多人组合组银奖。

　　此后，码头号子表演队频频在各省市演出。2008年，“上海港码头号子”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遗。塘桥街道为此成立6人创编组。“创编组的任务，就是把被记录下来的码头号子曲谱和录音整理出来，进行教唱，编入节目。2011年、2012年，码头号子表演队分别赴德国和巴西演出，走向了国际舞台。这几年，码头号子表演队还走进了校园。2012年，他们走进上海师范大学为谢晋影视学院学生讲课，为闵行区50位音乐老师授课；2013年5月，又为上海进才中学国际部学生授课。

　　传承获得专业支持

　　作为这一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成了城市精神的呐喊者。

　　但他们依然焦虑。在罗建川看来，码头号子的基本保护工作做了不少，包括整理资料档案，翻录原来的录音资料进行数字化保存等。但号子的土壤已经消失，机械化代替了人力，保存、发扬号子，关键是让更多人知道它。“年轻一代对码头号子不了解，我们要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告诉他们当年那段靠人挑出来的历史。”

　　码头号子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副队长陈渝生说：“表演队的队员，最大80岁，最小59岁，年轻人难以寻觅。”同时，表演队队长张孚玉也表示：“我们根据以前的录音和上世纪60年代专家采风的几十首码头号子曲谱，至今才整理了不到十首。如果没有专业支撑，更新演出节目做起来很难。”

　　而最近这一困局有望突破。

　　不久前，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到塘桥街道调研，了解“上海港码头号子”的保护传承情况。他当即表示，要把码头号子的保护传承工作与专业研究对接起来。一个月后，他给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写了封亲笔信，希望上音能派出专家，在音乐方面为“上海港码头号子”提供专业的支持。

　　“很快佳音就传来。”罗建川说，塘桥街道已与上海音乐学院达成节目创编、资料整理方面的合作共识，接下来将形成相关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