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曾演以《西游记》为依据的猴戏 借其歌颂盛世

　　◎陈 益

　　翁同龢日记中，有一则关于宫廷听戏的记载：“光绪二十三年万寿节，群臣行礼，退诣阅是楼，恭俟入座听戏处。慈驾至，跪迎。太后在阶上立，恭邸跪奏数语，率首领跪奏。臣于阶下偏东摘帽碰头。”

　　其实，清代宫廷演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宫中演戏的时间，常常从辰时（早晨七点）开台，未正或申正（下午二时至四时）散场，偶尔也会延长到酉时或戌时（下午五时至八时）。皇帝在处理政务之余，把听戏当成一日三餐。不仅仅视作娱乐，赋予教化的功能，还成为一种礼仪的象征。清乾隆五十五年，朝鲜陪臣柳德恭从热河入京，庆贺乾隆八十岁寿辰，每天被招待听戏。他的诗集《滦阳集》中，有一首题为《圆明园扮戏》的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督抚分明结采钱，中堂祝寿万斯年。一旬演出西游记，完了升平宝筏筵。”他居然在圆明园一连看了十天的《升平宝筏》。

　　《升平宝筏》是以当时流传的《西游记》刊本为依据，编纂而成的一部内府猴戏。显然这是为了借助于《西游记》的故事，歌颂大清帝国的太平盛世。笼罩着神话色彩的猴戏，通俗易懂，武打精彩，风趣幽默，在宫廷上下都深受欢迎。

　　康熙二十年，在评定三藩之乱后，清廷便开始将一些杂剧、传奇剧本加以修缮，在内廷舞台上演出。懋勤殿旧藏的《圣祖谕旨》中，有一条关于昆曲的史料：“《西游记》，原有两三本，甚是俗气。近日海清，觅人收拾，已有八本，皆系各旧本内套的曲子，也不甚好。尔都去改，共成十本，赶九月内全进呈。”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皇帝颇具杂剧曲辞的鉴赏水平，特别是“皆系旧本内套的曲子，也不甚好”一句，说明他对音律极为精通。强调必须在九月完成，或许是为了赶在年底敬佛的腊八节庆演唱。

　　乾隆初年，皇帝命当时任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的张照，“制诸院本进呈”。张照根据康熙二十年《西游记》编纂的《升平宝筏》，共十本，二十四折，吸收了吴承恩小说的一些情节，将孙悟空伴随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串联而成，“词藻奇丽，引用内典经卷，大为超妙”。结构新颖的猴戏，主旨是惩恶驱魔，近代舞台上演出的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戏，有不少源自《升平宝筏》。无疑，清代宫廷大戏的编写，张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军人物。

　　《圣祖谕旨》中，还有一则谈及昆弋丝竹：“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为一家，手足与举止晴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当时的宫廷舞台，以昆山腔为主，兼及弋阳腔，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演唱。乱弹、皮簧等声腔尚未形成强势。

　　道光六年，民籍艺人大多由苏州织造派人护送回原籍，次年改设升平署，从此南方的昆曲伶人难以进京，这对于昆曲在北方的流传带来了致命伤害。与此同时，乱弹戏却逐步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力。皮黄、秦腔梆子诸腔堂而皇之地在宫廷上演。滞留在北京的徽班艺人因祸得福，除吸收昆曲曾经把西皮、二黄腔调用竹笛伴奏而形成的昆曲化演出，又利用昆腔和高腔原有形式加以发挥，增强了唱腔的震慑度，使得皮黄腔渐渐在北京被大众认可，悄然衍成京腔大戏。但是道光五年的清宫档案仍表明，为庆贺道光皇帝的母亲五旬寿辰，所演出的猴戏《升平宝筏》，陆续上演四本，每本二十四折，包括《花果山洞》、《石猴访道》、《盗取袈裟》、《大士收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