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动物园初建趣史：慈禧曾亲自选取动物种类

　　清末市民动物园观景

　　动物园内畅观园现状

　　◎林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师

　　动物园作为北京第一个公园，它的创想体现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

　　作为新兴公园的代表，而非单纯的动物园为大众所接受

　　清末民初，成为文人、知识分子偏爱的新型社交场所

　　动物园热并非个案

　　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

　　1906年10月13日，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曰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公园四事。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园”，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发明。19世纪初，动物园从早期欧洲皇室贵族花园附属的兽馆中独立出来，由伦敦摄政公园率先建造，随之风靡欧洲。动物园热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为整个欧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与19世纪兴建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公园的热潮是一体的。尤其动物园隶属于公园的脉络，公园以及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都被视作“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

　　19世纪后半叶，以巴黎植物园（内设动物园）为代表，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动物园被视为“一个城市必须要提供的最有特色的文化标志”，布鲁塞尔一本写于1856年的散步指南中有这样一句话：“动物花园已经彻底渗入了公众的生活习惯，一个人肯定会问自己，三年前的布鲁塞尔居民在咖啡时间和茶点时间之间能干些什么？”

　　晚清中国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因此，端方等人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当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端方还于出访的过程中选购了不少动物，为筹办万牲园奠定了基础。据1907年《大公报》记载，端方在外洋养兽园选购各种禽兽共计五十九笼运送回京。除此之外，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产的动物，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动物园赠送了自己的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筹建动物园与一般公园不同，购置珍稀动物尤其是跨洋海运的费用相当惊人，即使在西方，也惟有帝国的力量才能支持，而清廷以强大的财力保证了万牲园的创立。清廷对万牲园十分重视，早在观看德国汉堡动物园的马戏团表演时，慈禧即口谕：“我们也要办一个‘万牲园’”。筹建过程中，慈禧和光绪帝曾召见农工商部官员问询情况，慈禧甚至亲自为动物园选取各种动物种类，并将自己钟爱的小猴贡献出来。

　　官方创建的初衷

　　“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

　　在清政府的考虑中，开办万牲园隶属于农事试验场的脉络。根据《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章程》，试验场的设立是为了“研究农业中一切新旧理法”，因此，“为开通风气、改良农事起见，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以便公众游览，得考察试验之成绩，发起农事之观念；并于博览园内设动物园、博物馆，藉以开通智识及供学理之参考”。由此可见，万牲园是包含在博览园的理路中，官方创建的初衷是“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广义的万牲园（或称万生园、三贝子花园）实际也包括博览园至整个农事试验场。对于万牲园的想象和设计，体现了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

　　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正式对外开放，内设动物园、植物园、蚕桑馆、博物馆、各式东西洋建筑、茶馆、餐厅、照相馆等，当时的报纸赞叹为“博大富丽，包罗万象，为北京三百年来，中华二十一省，所没有见过的。”根据时人的游记，当时动物园中展出的动物计有四十多种。待民国成立后，又略添了一些动物，如参与辛亥革命的追风马，西班牙产的绵羊、孔雀等，但更多的是由于经费支绌，管理不善，导致园中一些代表性的珍贵动物如八蹄马、五腿牛、蓝面猴和老虎的死亡。植物园是一带玻璃温室，东西各十间，分类种植本国及异国的植物，中央过道两旁陈列着美丽的花草盆栽。

　　除了动植物园外，万牲园中还设有多处茶座及餐厅，中西洋风格兼备，供游客休憩啜茗。如豳风堂是临池而筑的五开间冰梅窗玻璃大房，有极宽大的长廊，廊下有极大的院子，皆设茶座，院外沿莲花池也遍设茶座，可在此观荷品茗，风景绝佳。

　　万字楼亦称卍字楼，因建筑呈卍字形故，楼位于园正中，登楼则全园景致一览无余。满洲贵族阔普通武曾作《万生园百咏》，其中《卍字楼》一诗云：“三级层轩卍字楼，园中风景已全收。西山咫尺看如画，雾鬓云鬟裹满头。”

　　观稼轩又名自在庄，相传为帝后观耕之所，是乡村风味的茅草房，前盖芦棚，地方轩敞。蔡东藩著《慈禧演义》中叙慈禧游万牲园，钦点于自在庄用膳，吩咐道：“这里寓乡村风味，我们且作一会乡人。一切肴樽，求洁不求丰，宜雅不宜俗，何如？”

　　牡丹亭亦称海棠式亭，分南北两个半廊，合成一个大圆廊，两个半廊中间遍植牡丹。南廊中央有一玻璃方亭，北廊中央有一海棠式玻璃厅，皆可品茗休憩。园中还设有西式的咖啡馆，也叫西洋茶馆，是大九开间的新式玻璃厅，四面窗户上的玻璃共计800块，室内陈设都是西式桌椅，提供中西式茶点和酒水。餐厅最初也是西式的，名燕春园番菜馆，设于来远楼，陈设皆为西洋样式。菜价分四等，头等每人银元两圆，二等每人一圆半，三等每人一圆，四等每人半圆，在当时颇为可观。来远楼共三层，第三层楼梯为旋转式，梯形如同盘龙柱，令时人感觉十分新奇，开窗四看，全园在目。后又建燕宾园中餐馆，与番菜馆相呼应。这些餐厅茶座皆分设男女座，直至民国才取消。

　　园中还设有镜真照相馆，是一座三开间的大楼，馆内陈设十分华美，布景和光线都很好。而且其最特别之处在于，不仅可以在室内取景，园中景色亦到处可选取，因此被时人誉为“北京第一照相胜境”。照相馆且出售“博览园二十四景”供游人留念，价格不菲，颇具商业意识。

　　此外，园内一些代表性的景致还有松风萝月、荟芳轩、海峤瀛春（又称东洋房）、畅观楼、鬯春堂等。其中，畅观楼是慈禧的行宫，系一幢欧式风格的红砖洋房，“高大恢弘，华丽无比”。西边为八角形二层，有西式盔顶；东边是圆柱形四层，楼顶有露台，踞全园最高处。当时北京罕见高楼，《万生园百咏》以夸张的笔调形容登楼眺望的感受：“铺陈锦绣更辉煌，百尺楼高炫目光。试上望台瞻万象，三辰星在五云旁”。楼正面有白石桥，桥东西两侧有西洋水法，分别为铜狮和铜麒麟，口能喷水。畅观楼迄今还保存在北京动物园中。

　　万牲园的创立吸引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整个万牲园内服务设施十分齐备，除了上述茶社、餐厅、照相馆外，亦备有肩舆、人力车和游船（分普通游船和苏氏灯船两种）等，以为游人提供方便。从万牲园的布置可以看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动物园，而俨然为一综合性公园。除了异域风情的动物给游人带来新奇的感官刺激外，植物园的香花异草也渲染出一种花园的氛围。此外，园中还有意识地营造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景致，尤其是多元风格的建筑，并引入各种休闲娱乐设施等，遂蔚为奇观。因此，无论是创设者的初衷，还是大众舆论的反馈，都更多地将万牲园作为北京新兴公园的代表，而非单纯的动物园来期待或者接受的。

　　“公园”的概念，大约与动物园同一时期、即19世纪中期一并进入晚清国人视野，最初都是见诸士大夫出访欧美的游记。1900年前后，京城报刊上多见对于“公园”的宣传，强调公园作为现代市政的核心要素，具有文明开化的功能。1906年，端方、戴鸿慈奏请开办“导民善法”，将公园与万牲园并举，提倡在北京率先设立，渐普及全国。因此，万牲园的创立吸引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如《顺天时报》从万牲园动议之初到开放之后，连续刊发一系列文章，称许其为北京“公家花园”的起点，呼吁在北京创设更多的公园，乃至推行全国。至民初人撰《本国新游记》，亦于“农事试验场”一章结尾处总结：“余于是场，窃有不可解者。谓其为万牲园，则动物亦未充也。谓其为花园，则又杂他种性质于其间。无已，则名之曰公园，较为适当。”可见，虽然端方、戴鸿慈上奏时将万牲园、公园分而论之，而在当时人看来，则合二为一，普遍将万牲园视作翘首以盼的公园的先声，承担了公园的功能。

　　此前，北京缺乏合乎现代公园性质的公共空间，万牲园的出现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兴的娱乐场所甚至休闲方式。当时的北京竹枝词记录了京城民众游园的盛况：“全球生产萃来繁，动物精神植物蕃。饮食舟车无不备，游人争看万生园。”另有《农工试验场》一首：“春秋佳日遇新晴，公卿士女尽出城。京中到底多蚊蚋，消夏无如卍字亭。”

　　晚清的画报更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了这种“公卿士女尽出城”、“游人争看万牲园”的情境。1907年《时事画报》刊登《万生园》，图中近景是几种代表性的兽类，有囚养的猛兽如狮子、老虎等，也有放养的鹿和猴。游客三五成群，环绕左右，津津有味地观察、品评，亦有人坐于湖边所设的园椅上休憩，其中有士大夫，有女性，有儿童（甚至是怀抱的婴儿），还有洋装的外国男女。远景是长桥流水，林木蓊郁，亭台楼榭，景致清幽。亭子中影影绰绰有游人品茗赏景，十分优游惬意。此亭临湖而筑，应为豳风堂，其后的高楼则可能是设有西餐厅的来远楼。同年的《星期画报》也有关于万牲园的记录，如《兽欺华人》一则的主题虽然是追问园中的老虎为何独对德国饲养员驯顺，而对中国游客不友好，却也在客观上描绘了时人好奇而略带畏惧地观赏“中国人不常见的”猛兽如狮子、老虎时的情态。

　　晚清士大夫喝咖啡、吃西餐，领略西方文明和异域风情

　　传统国人缺乏休闲的概念，更缺乏从西方看来 “现代”、“卫生”的休闲方式，直到1914年《市政通告》为开办中央公园做宣传还谈到：“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万牲园实际上开启了北京公园养成现代休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机。当时的外国媒体敏锐觉察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新变，英国《泰晤士报》在报导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时，每每以万牲园为一重要标志。

　　如其1908年9月29日发表通讯《新北京》，谈到北京在20世纪初的剧变，列举铁路、学校、警察、新式街道、排水沟、电灯、绿化等一系列新发明，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开放的万牲园，它体现了社会和教育改革的水准，每天男女参观者络绎不绝。这纯粹是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所有的市民都为之自豪。这些是过去十年来工作的成就。对于了解旧北京的人来说，这是一项令人称赞和大有希望的成就。”

　　1909年1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及其内部事务》，再次谈到“帝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着市政建设，规模各异，而在北京，这变化最为显著”，其中就包括“设计精美的万牲园，即使是中国的高官也很乐意携妻儿前往参观”。

　　不过实际上，由于资费和品位的限制，万牲园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士绅精英阶层。中国的传统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园林雅集交游的悠久传统，中西合璧、尤其带有皇室印记的万牲园，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续园林的记忆，养成在公园交游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园茶座和餐厅休憩的习惯。

　　这些休闲空间对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游人而言，魅力并不亚于动植物园中的飞禽走兽或奇花异草。如《万生园百咏·海棠式亭》即描摹游客在牡丹亭品茗的乐趣：“亭圆式比海棠花，深下珠帘静品茶。隔着晶窗数游客，红男绿女灿云霞。”特别是园中引进咖啡馆、西餐厅这类对于晚清国人而言耳目一新的新事物，在清末的帝都可谓开风气之先。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或者上番菜馆吃一顿西餐，在当时均属最上流的时髦。

　　《万牲园百咏》对此也尽力渲染，可从中窥见晚清士大夫对于咖啡馆、西餐厅等舶来品是如何认知和接受的。如咏“西洋茶馆”即咖啡馆云：“照人粉壁白于霜，几案杯壶净且光。一盏噶飞（《字典》无“咖啡”二字）消宿食，胜游疑到大西洋。”“噶飞”二字以充满异域风味的新名词入诗，已觉新奇；而一杯咖啡下肚，更恍然令人有置身海外之感。诗人咏设有番菜馆的“来远楼”亦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更上层楼倚碧窗，满盘番菜酒盈缸。新鲜肴馔清虚府，宴客犹疑在海邦。”这倒不是诗人夸大其词，晚清士大夫正是通过喝咖啡、吃西餐这些带有仪式感的体验，以消费与领略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异域风情。

　　清高官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荣庆的日记为例，可以一窥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而万牲园又如何参与构造其日常休闲、交游的模式。据其日记，荣庆自1907年万牲园开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间，频繁光临万牲园，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适的春末初秋之间为多；但即使隆冬时节如正月等，荣庆也常不减游兴，赴万牲园逗留良久，兴尽方归。直至荣庆1912年因政权更迭移居天津后，1915年回京小驻，他依然要如同践行某种仪式一般，赴万牲园看山啜茗，感慨“风景依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矣”，其对于万牲园的深情，可见一斑。

　　荣庆最喜欢偕家人同游万牲园，万牲园因此成为其与家人聚会、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所；此外，他也常在万牲园约会、甚至偶遇朋友。考察其游赏路线，最钟爱的是乘坐苏式灯船，沿途欣赏风景，先到豳风堂观荷品茗，再到鸿记吃中餐，或者到来远楼登楼观景、吃西餐。冬天亦可乘冰床游园。此外，去可园听乐，赴卍字楼、自如庄（应为自在庄）、或海棠式亭茗话，在咖啡馆小憩，或者照相，也都是荣庆心仪的消遣。荣庆颇喜爱照相，由于镜真照相馆随处可取景，所以其不止在照相馆内留影，而且，或于餐厅就餐前，或在园内标志性建筑如来远楼或豳风堂畔，甚或乘灯舸，“摄影人临流照之”，可谓花样多端。

　　由上观之，首先，万牲园已成为荣庆及其家人、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赴万牲园游憩的休闲模式逐渐习以为常，甚至养成了吃西餐、喝咖啡、照相等西式的生活习惯。其次，对于荣庆这类的士大夫而言，万牲园最具噱头的动物，对他们却不是最具有吸引力，他们反而更欣赏其中的园林情趣。其三，荣庆养成了在万牲园约会亲友就餐、品茗的习尚，作为一种联络感情或社交的手段。中国传统文人本来就有在园林诗酒交游的传统，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很容易在新兴的公园空间找到共鸣。而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茶座也如同西方的咖啡馆一样，成为文人、知识分子偏爱的新型社交空间，这一点在万牲园时期已初露端倪。荣庆的例子不是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

　　供图/林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