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许宏：伦理问题在考古学界日益重要

许宏(右)在辨别技工用洛阳铲钻探出的土

“大刘记印”图片来源/首博网站

　　海昏侯墓发掘的备受关注及其文物特展的一票难求，显示出当下媒体和公众对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以及历史文化的空前热情。然而正是这样的热潮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些大众舆论里对于考古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文物的辉煌和墓主的传奇性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同时近年火爆异常的盗墓冒险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风行也在塑造着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考古业如何向公众更好地科普自己、公众如何能读到通俗易懂的考古类书籍，亦是考验业界的一道难题。借着海昏侯墓特展在首博火爆开展，青阅读试图探讨考古和大众的距离。

　　考古等同于盗墓吗

　　2016年新年伊始第一天，某位史学教授发了一条评论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微博：“再多的金子，不过便宜了考古的。其实，真还不如便宜盗墓的。”立刻令考古界和文博界人士震惊：民间有人说考古是“官方盗墓”、“挖祖坟”就罢了，一个史学研究者，竟然也会发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然而，这个荒唐的言论竟得到不少呼应，不少人认为这是“言论自由”，“借考古之名刨坟”、暗示考古文博人员私吞文物的观点又浮出水面。

　　于是专业人士再次开始耐心解释：“考古不是挖宝也不是刨坟，而是通过对古代遗物遗迹了解过去的历史，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包括衣食住行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跟史书相比，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另外一种史料。我们考古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科研为目的。而且，考古的研究材料不仅墓葬一种，不要把考古等同挖坟好吗。”

　　“考古工作者不收藏、不买卖文物。是我们不成文的自我约束。每个工地，民工与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发掘出来的任何东西，大家都知道，都有记录和存档……我们对文物注重的是科研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

　　“如果便宜了盗墓的，整座墓葬就毁了。你是没看到盗洞打得多狠，丝帛等盗墓贼眼中无用之物扔之，金饼被切割。我们在现场亲眼所见考古队员的辛苦和小心翼翼，这家伙说这话不带大脑和良心的么？”

　　事件虽然没有进一步发酵，却让人想起近些年网上热度高居不下的热议话题：“考古和盗墓有区别吗？”在网上随便一搜，类似“盗墓和考古没有本质区别”、“盗墓违法，那就考古旅游过过瘾”、“考古还是‘盗墓’？非得挖死人研究吗”、“考古白天作业，盗墓夜里点灯”等标题随处可见。而除此之外，大量充斥在各种相关媒体报道和论坛中间的，多是“神秘墓葬”、“惊天宝藏”、“可怕诅咒”、“尸鳖”、“大粽子”、“摸金校尉”等词语——近些年一个又一个现象级的盗墓小说的风行，加之媒体的猎奇和放大，已经把传统观念中的墓葬发掘，洗刷成神秘、传奇、财富、冒险的梦幻故事，远离了严肃、严谨的考古科学。

　　在考古学和大众之间，误会有多深呢？

　　真正的考古什么样

　　“海昏侯文物展览受到大家喜欢是好事啊！”微博上有18万粉丝的考古人许宏坐在青阅读记者对面，笑呵呵地说，“但是海昏侯不是我的研究领域，就不多说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贴有“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的办公室里的采访，许宏一直保持着这种笑呵呵的严谨，“我们永远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半个世纪前，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发现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夏文化探索的序幕。许宏在1999年接手主持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他，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为大众探索《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

　　没有盗墓小说里神秘的召唤或诅咒，也没有那些小说中主人公非凡的身手或稀奇古怪的绝招，考古工作说起来似乎枯燥而务实：除了辛苦的勘察或野外发掘的田野工作，收集、记录历史证据，便是分析证据、整理材料、公布成果、做出阐释。

　　野外需要调查、钻探和发掘三个步骤，洛阳铲是钻探的必备武器，正如很多专业人士所说，盗墓贼对考古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洛阳铲，许宏说：“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或没有任何高精尖的科技产品能替代它，钻探如果发现下面有文化层或者人类遗存，洛阳铲是最好的工具。”

　　而对于发掘现场，考古学家有他们的“潜规则”——只要能保下来，就不能竭泽而渔地一挖到底。“能够再发掘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前提，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只要文物不再遭破坏，我们都尽可能地保留它，给子孙后代留一点东西，要相信他们比我们还聪明，这是明摆着的事。历史和考古本身首先是满足人的好奇心，但科研工作也要适当压制一下好奇心。”许宏说。

　　伦理问题在考古学界日益重要

　　作为唯物主义者，大多数学者都不信风水之谈，不过据了解，在一些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之前，也会有一些考古队员做一些仪式，为了在惊动古人之前心里面求得一点安慰，当做是对祖先的慰藉。对这种做法，一直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们，当然认为属于“封建迷信”。

　　“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进步了，表现为要考虑到伦理问题，为了一己私利的盗墓肯定是触犯法律的，而且对现场的破坏后患无穷，要坚决惩处。如果说到考古，从国家层面或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墓葬发掘，其实也存在伦理问题。发掘现场离村落近的，墓主在村子里还有后代，就需要给人家一个说法；发掘没有名字的墓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们都是我们的祖先。社会文明进步了，这些问题也就都来了。”许宏指出，在考古学界，伦理问题已经渐渐上升为需要被讨论的话题。“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古人应该受到应该的尊重。有网友质疑说，把古人的头盖骨放到博物馆里，他们同意吗？印第安人一直以来也在抵制发掘他们祖先的墓葬。在西方，考古学的伦理问题已成为公众考古的重要议题。”然而许宏也坦言，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层面，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都比较复杂，一言难尽。

　　许宏的同行，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张小虎曾在《西部考古》中发表《考古学中的伦理道德——我们该如何面对沉默的祖先》，他从2009年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之后想到考古学研究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考古学家要经常面对考古发掘中出土古人类遗骸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待、处理经常遇到的古人类遗骸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对逝者的尊重也是生者应该和必须具有的一种态度。”

　　在张小虎看来，尊重古人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能够妥善保护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古墓葬的发掘，除非确有考古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则更多体现在科学研究之后如何妥善处理、安置古人类遗骸，使得科学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地符合伦理道德，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支持。”

　　亲民的考古科普读物在哪里

　　专业考古书籍像“天书”一样，普通人看不懂，而有关考古探秘的小说、电影等却深入人心。抛开中国那些“勘察风水找大墓，拴鸡点灯等须臾”的盗墓小说不谈，在英国考古大师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所写的教科书《考古学 : 理论、方法与实践》中，作者谈到对大众文艺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从嫁给考古学家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古墓之谜》到斯皮尔伯格指导的《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主角印第安纳·琼斯，“不管他们的描写有多么离谱，作者却深谙真谛。考古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探索——探索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过去的知识。”

　　这本教材中对把“最不受考古学家待见的作家奖”颁发给丹·布朗——作者甚至特意为丹·布朗作品所代表的一众读物做了定义：“我们必须与广大民众进行有效沟通，但是，有几种方式会破坏这一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伪考古学’——为了商业目的，编造一些夸张，而且毫无根据的有关过去的故事，比如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当有人怀着挣钱的目的，制作假证据和编造了考古骗局时，考古学也就蒙受了损失。”

　　那么，公众能够看懂、又能使考古学不蒙受损失的考古书籍在哪里呢？

　　“国内现有的公众考古作品，大致能分成三类：一种是讲述发掘本身的故事：比如殷墟的发掘过程、法门寺地宫的开启经过等；一种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稍微进阶一点儿的内容：比如以往研究史、墓主的生平以及所处历史环境等；还有一种就是利用考古资料、着眼于大的历史背景，融会贯通讲述历史故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作品。”在三联书店编辑、同时也是《何以中国》的责任编辑曹明明看来，理想的公众考古作品应该是分级的，以海昏侯墓为例，如何发现的、出土了什么东西、发掘是怎样展现的作品应该是草根级；讲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确认墓主刘贺的身份，以及复原他的故事应该可作为入门级；殿堂级的作品则应该深入到汉代等级制度、外戚弄权、承袭制之类；骨灰级的作品在概括上述内容之后，可以与其他相关学科融合，引发人们思考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对考古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意义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和了解。不同层级的作品针对不同读者，让读者有充分的选择空间。

　　相比之下，国外的公众考古读物要领先很多。曹明明认为，这种领先和考古学现有水平、考古学家和出版者的修为、大众普遍的文化素质都有关系。“我们希望一线考古专家不仅愿意写浅显易懂的公众考古作品，而且更能将作品高质量地呈现。国外的类似作品，哪怕是一本教科书，都能做到在图文并茂、科学严谨的同时，文风讲究通俗不摆架子。”她特别提到了那本通俗易懂的教科书《考古学 : 理论、方法与实践》，“尽管有一个古板的名字，但内容好读极了。”

　　“今后，我想花相当的精力来写大众能看懂的书，因为考古人讲史实际上是实现学者的社会价值，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要思考我们为大众做了什么。”许宏说，他打算科研科普两条腿走路。有几本书已打好腹稿，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作《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就是他今年兑现的诺言。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刘净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