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考古、申遗，人生这样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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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的我

　　在宝应乡下做着“赤脚兽医”。那时年龄小，个子不高，大家都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2018年的我

　　除了在南大讲课之外，我的其他的时间都是在路上，跑了太多的地方。有的是为了学术课题的调研，还有到其他地方讲课，包括日本和韩国。我还参与了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些专题调研活动。匆忙、紧张但也很充实。

　　采访时间

　　2018年11月19日

　　采访地点

　　南京某学术研讨会现场

　　本期人物

　　【人物简介】

　　贺云翱，江苏扬州人，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众考古》月刊主编。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城市考古、文化遗产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等。

　　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贺云翱是宝应农村的一名畜牧“小医生”。如今的他，已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是国内考古学界被大家认可的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主持了多项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课题。改革开放40年的滚滚洪流，彻底改变了贺云翱的人生轨迹。什么是“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分子贺云翱的这40年，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整理：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杨甜子

　　视频拍摄、剪辑：杨甜子

　　改革开放的幸运儿

　　考上大学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真正得到消息已是10月了。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应该说张老师是我高考的引路人。

　　1978年2月到南京大学报到，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那时南大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我现在读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信念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能不努力吗？

　　77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不断补充知识，认真听课，有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老师，还大量阅读，放假都在学校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做资料卡片，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

　　改革开放的参与者

　　办杂志、考古、申遗，在实践中逐渐找到文化认知

　　1982年2月从南大毕业后，我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很幸运地成为文革后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学者。这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把大学所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黄金期”，参加了很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的调查和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参与创办了一本杂志叫《东南文化》，我担任编辑部主任，连杂志的刊名、办刊宗旨都是主要由我完成的。做学术刊物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忙，但是杂志影响越来越大，文章转载率高，获得了学术界几乎所有的奖项，这本杂志对于我来说像个自己的“孩子”一样，很有成就感。直到现在，《东南文化》还是全国学术名刊。

　　我工作的第二段经历是1995年之后，我离开了南京博物院。当时南京市文物局的局长欢迎我去文物局。我在那里创办了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参与考古、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等工作。这一段时间，我又走向了考古第一线，开始了对六朝都城的考古，现在我在考古学界的一些荣誉，如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得益于这段时间的考古经历。可以这样认为，早年做杂志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再重新回到田野考古一线，状态就不一样了，会更加敏锐一些。有的考古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如这两年对南京六朝“石头城”的考古发现，源头就来自我在1998年的考古经历。

　　仔细回顾的话，这一阶段除了主持不少考古项目外，还开启了我参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历程。比如，2000年参与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我担任专家组组长，主持完成了申遗文本撰写和参加接待联合国教科文专家考察等，自始至终带领团队参加这项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当然，这项工作也引领我进入了文化遗产学术领域。

　　近年来我们在南京市文物局支持下，通过调研和文本编制，推动南京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等，同时还发表大量文化遗产研究论著，培养了一批文化遗产专业方向的硕博人才。这些经历，都让我加深了对江苏、对南京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加深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建设的认知，为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找到了路径。

　　改革开放的思考者

　　这40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法相比

　　我回到南京大学任教是在2002年。回到母校当老师，自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做学生时的学习和生活。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相比，我的学生们思想更加活跃，也更加个性化。

　　我们那时在学校时就是一门心思读书和做学问，没有想得那么多。现在的学生想得比我们多，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社会更加复杂，市场化、全球化、智能化下竞争压力更大，有的学生在大二大三就开始考虑 “我将来应该怎么找工作”。

　　虽然学生们和我们当时不一样，但还是有一些精髓的东西一直传承了下来。过了这么多年，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学术传统依然保持得非常好。学生们对于基础研究充满渴求，会有更多的学生选择读研，或者寻求出国去深造。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给学生们上课时，会和学生们说，“你们选择任何东西，老师都很支持。要对得起自己的理想，对得起自己、家人和国家”。我觉得这些年的经历，就是一以贯之坚守自己当年对理想的选择。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所学和实践相结合，为社会进步做更多贡献。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研究和教学是我的主体任务，现在不仅带着多名硕博研究生，还给本科生上课。每个星期，我都要给全日制本科生上三节课。

　　回顾这40年，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们国家的城市、乡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的这40年，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办法相比的，历史会记住这段伟大时光，我们身居其中，倍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