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生活在这个世界 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战争中的塞林格 资料图片

　　【深度解读】

　　2019年1月1日是美国著名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00周年诞辰。在世人眼中，塞林格是以一部长篇小说站稳文坛的奇才，也是一位叛逆矛盾、令人不解的怪才。塞林格厌恶着这个给他带来多重创伤的世界，并避世隐居试图逃离，不向这个世界敞开心扉。但世人并未放过塞林格。2013年，美国作家大卫·希尔兹和编剧谢恩·萨莱诺出版了一厚本塞林格同名传记，萨莱诺还执导了一部同名纪录片，书中和影片中的信息大多源自对塞林格身边人的采访和他们所提供的书信照片等资料。至今，塞林格去世8年多了，围绕他的纷扰仍在继续，他仍然“在场”。

　　1.创伤

　　塞林格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拒绝和世界交流。读书时他积极参加社团活动，热爱戏剧表演，并且非常愿意发表作品。回顾塞林格的人生，1941年至1951年是一个重要时期。1941年，他和文学代理商哈罗德·奥伯协会开始了长期合作，他心仪已久的《纽约客》杂志同意刊登《冲出麦迪逊的轻微反叛》。这篇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名为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中学男孩的困惑。虽然受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影响，《纽约客》杂志不得不推迟了5年刊登这篇故事，但是受《纽约客》的启发和鼓励，塞林格用了近10年时间打磨出仍然以霍尔顿·考菲尔德为主角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田》)。1951年《麦田》出版，对成年人的虚伪痛恨得咬牙切齿的霍尔顿形象在青年人中产生强烈共鸣，塞林格一举成名。

　　从《冲出麦迪逊的轻微反叛》到《麦田里的守望者》这10年，塞林格从犹太富商家庭的儿子成长为历经创伤的退伍军人，心境发生明显变化。旧伤未愈，新伤不断，令他在心扉紧锁的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早在参加战争前，塞林格就已有创伤。1919年塞林格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的犹太食品商家庭，13岁时随家人搬到曼哈顿上东区，并进入私立学校。两年后，塞林格退学并转到远离家乡的一所军事学校，这所军事学校成为《麦田》里霍尔顿所在的潘西中学的原型，也为塞林格日后参军做了一些准备。尽管塞林格也成长于优渥环境中，但是他希望通过参军来区别自己与那些浅薄、势利、庸俗而又空虚的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塞林格就尝试参军，只是由于一些生理缺陷未能通过体检，为此他不得不写信给原军校的一位上校求助。有评论认为，生理缺陷致使他不自信，他害怕缺陷被更多人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产生了逃离大众世界的苗头。

　　乌娜·奥尼尔在塞林格人生中的昙花一现也让他颇受伤害。1941年夏天，22岁的塞林格认识了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16岁的乌娜·奥尼尔，他们很快开始交往，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一年后，塞林格参军，乌娜搬到好莱坞准备进军演艺圈，他们还保持着通信。1943年两人的关系逐渐冷淡，6月，当从报纸上得知18岁的乌娜成了54岁的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的妻子后，塞林格很是沮丧、恼怒。这次感情上的挫折，给塞林格的人生灌入了挫败感和不安全感，或许也是塞林格日后讨厌电影的主要原因，霍尔顿在《麦田》开头直言不讳：“我讨厌死电影了，千万别和我提这个。”不仅如此，1948年好莱坞将他的作品《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改编成电影《我愚蠢的心》，很多情节改动让塞林格非常失望和尴尬，他发誓再也不会允许他的任何一部作品被拍成电影。对于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2.战争

　　当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塞林格再也无法与这个在他看起来充满污秽和不堪的世界和解了。1942年，塞林格应征入伍，大部分时间从事情报工作。1944年，塞林格参加了诺曼底登陆，随后参加了许特根森林战役和突出部战役，这是盟军解放欧洲过程中最残酷的战斗之一。战争的毁灭性使塞林格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塞林格的女儿曾提到父亲对她说过：“无论你活多久，人肉燃烧的味道都无法从你的鼻孔里消散。”1945年，在经过连续11个月的战斗后，塞林格患战争疲劳症住进医院，没有人知道他住了多久，塞林格自然也不愿意让大众知道他患有精神问题。

　　战争在摧毁塞林格这个人的同时，也创造了塞林格这个作家。作为二战的幸存者，塞林格不再相信主流社会所一直宣扬的英雄主义，他极力通过写作来治疗自己的心灵创伤。和同时期的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等直接描写战场残酷性的作家不同，塞林格的作品隐秘地将战争创伤写入那些读者初读起来像是成长记事的小说中。《麦田》讲述的不仅是成长的痛苦和青春期的叛逆，还有对于创伤的剖析，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在人生战场上受过伤的每个人的共鸣。小说中，霍尔顿曾坦言自己“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及时拯救那些在麦田里玩耍会不小心从悬崖边掉落的孩子，让他们免遭成长之痛，但到小说的结尾，当看着妹妹坐旋转木马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要是摔下来，就让他们摔下来好了，千万别阻拦他们，那样很不好。”这个时候的霍尔顿，或者说是塞林格，已经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生路上必将遭遇种种考验和艰难，在这伪善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毫发无伤地度过一生。

　　如果说《麦田》对于战争的控诉过于隐晦，那么在塞林格1953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九故事》中所弥漫着的战争创伤的气味则不容忽视。在开篇故事《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一些细节透露出主人公西摩·格拉斯在战争中受到过种种生理和心理伤害，比如他不肯脱浴袍，错将西比尔的黄色泳衣看成蓝色，不断地关注西比尔的脚，并且敏感地认为别人在看他的脚。最后，他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看似出乎意料，实在情理之中，因为他的创伤无法平复，因为他无法再面对这个虚伪的世界。在《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中，小说前半段“我”与13岁的战争遗孤埃斯米的偶遇是关于“爱”的故事，小说后半段讲述了“我”为埃斯米而写的一个受到了严重战争伤害的X军士的故事，充满“污秽和凄苦”，最后X军士靠着埃斯米的来信而重新有了睡意，这里的睡意喻指一种让人身心健康恢复如初的美好希望，表现出受到战争伤害的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互帮互助。这个故事与塞林格的亲身经历有不少契合之处，据说埃斯米的原型已经找到了，但无从考究这个少女到底给予了塞林格多大程度的心理抚慰。其他几个故事，如《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中女主人公埃洛依斯一直缅怀着在战争中丧生的沃尔特，《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中吉尼耐心倾听刚退役的富兰克林的倾诉，关心他的一些奇怪的举措，都在相对隐晦地控诉着战争对他们造成的伤痛。

　　3.遁世

　　对于塞林格而言，伤痛远不止这些。如何在物质化的世界里过好一种精神生活？这是塞林格一直在纠结的问题。《麦田》给塞林格带来了名声和财富，也带来无止境的烦恼，迫使他正当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忽然隐入沉寂之中。《麦田》的巨大成功让塞林格过度地周旋在各种出版事宜中，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反而让他不得安宁，无法安心与创伤和解。于是，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并于1953年搬进去，“躲进小屋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实现了霍尔顿在《麦田》里的梦想——“等我挣到钱就造一座小屋，一辈子住在里面。我要把小屋造在树林旁边而不是树林里面，因为我希望屋里一天到晚都能看见充足的阳光”。显然，塞林格希望读者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私生活，当他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情感，来与世界联系时，人们应该从那些虚构的文字里寻找这个作家。

　　只有外在的宁静是远远不够的，塞林格试图从宗教中寻求内心的安宁与平衡。《九故事》中的《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开始展露出他对西方宗教感兴趣，《特迪》则显示出他在探寻东方吠檀多教。1955年1月，在《纽约客》上刊登的《弗兰妮》则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东西方宗教思想的结合开始深入塞林格的小说。《弗兰妮》讲述了大学生赖恩·康特尔和女友弗兰妮在一个周六上午不愉快的约会经历，主要矛盾在于弗兰妮正在经历痛苦的叛逆——觉醒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教育带给她的世俗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她总是随身携带《朝圣者之路》，试图理解“不间断地祷告”和求得“开悟”，精神上的痛苦最终让她晕倒在地。

　　塞林格在随后发表的《抬高房梁，木匠们》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格拉斯家族，实际上，格拉斯家七个孩子和两位父母的故事遍及塞林格诸多短篇及中篇，这一大家子在他早先的几个故事中已崭露头角，首先出现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西摩是格拉斯家族的大儿子，被弟弟妹妹们奉为最高智慧的化身，却以自杀结尾。格拉斯家的孩子们个个聪明伶俐，与众不同，这七个早慧的孩子无疑是塞林格自身的投射，他将他的思想注入文章里，来继续探讨在这个虚伪的世界和纯真自我意识的对抗中，人类要如何在世俗文化中守住自我。塞林格的一个办法是试图以神秘宗教思想来叛逆世俗文化。当然，塞林格也认识到这种叛逆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抵抗，正如《祖伊》中一位参加“智慧之童”节目(一档格拉斯家七个孩子都参加过的儿童智力节目)的听众所说的：“格拉斯家的孩子是一群无法忍受的‘自我感觉优越’的小杂种，应该在他们出生时就把他们淹死或者用毒气熏死。”不过，塞林格毫不掩饰对这个家族的喜爱，“我热爱创造格拉斯的故事，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他们的出现。”

　　因《麦田》而成为传奇，又因避世隐居而成为传说。自遁世以后，塞林格在公众眼里逐渐成了一个谜。1965年后，他甚至再也没有发表过一部新作品，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塞林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就“盗版书事件”极少见地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不出版作品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发表作品会严重侵犯我的隐私。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是我只为了自己的愉悦而写。”据说他的保险柜里留下了许多作品，但是他不愿再公开发表。

　　《九故事》中的最后一篇《特迪》描述了一个有预知能力的小男孩特迪对世界有着通透的理解，在预见自己的死亡后并不惧怕，而是坦然迎接。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知他是否和特迪一样，已经与这个世界、与自己和解了，正像特迪所说的，面对死亡，“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

　　(作者：付卓茗，系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